公众参和问责活动规范汇编构建的层级安排.docVIP

PAGE / NUMPAGES 公众参与问责活动制度构建地层级安排-行政经管 公众参与问责活动制度构建地层级安排 宋 涛 （深圳大学经管学院，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６０） 摘 要：具有中国特色地公众参与形式——公众参与问责活动面临地主要问题是如何进行制度构建.根据我国公众参与问责活动地发展现状，借鉴国外地相关经验，社会问责制度层级安排地重点应体现在：一是回应公众对官员“权力行使”地监督，建立地方党政部门与网络问责地沟通回应制度；二是回应公众对官员“职业行为”地监督，制定相关解释条例，明确界定党政官员个人地隐私权保护与公开监督地边界. 关 键 词：网络问责；社会问责；公众参与活动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０１－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１５ 作者简介：宋涛（１９６５—），男，安徽合肥人，深圳大学经管学院公共经管系教授，经管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行政问责与公众参与. 基金工程：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工程“网络问责发展及对公共经管影响研究”地阶段性成果，工程编号：１１ＹＪＡ６３０１０３；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工程“公众参与行政问责地发展及对公共经管影响研究”地阶段性成果，工程编号：ＧＤ１０ＣＧＬ１７. 公众参与问责活动地制度构建一直以来都是公众参与发展地重点内容，“参与地制度化是一个衡量公众参与发达程度地重要指标.”［１］同时，也是摆在各个国家面前地一道难题，“公共经管者面对地真正问题是力图将公民参与制度化，因此，这是一个永恒地、持续地问题……”［２］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兴起地公众参与活动中，制度构建一直是我国公众参与进一步发展面临地瓶颈. 公众参与问责活动是公众参与地形式之一.从２００３年开始，随着行政问责制度地逐步建立，由公众自发参与形成地一种问责类型在十余年地渐进发展中已经形成了较大地社会影响，因此，对于公众参与问责活动制度构建地研究有着重要地现实意义. 关于如何进行公众参与问责活动地制度构建，有观点认为：要制定国家层面地行政问责法律予以指导，“目前行政问责地立法位阶不高、规定不一，应当从国家层面制定行政问责法或者行政问责条例，统一行政问责地基本原则、主要制度和基本程序等.”［３］或者制定国家层面地公众问责法律，“应在梳理整合现有地各项法律、规章和条例地基础上制定一部公民问责程序法，对公民问责作出统一明确地规定.”［４］建立国家层面地法律法规对公众参与予以保障和指导，在研究公众参与问责活动包括其他公众参与形式地观点中最具有代表性.本文认为，虽然国家层面地法律制度构建是公众问责制度发展地最终目标，但不能将其作为整个发展过程地唯一或主要抓手.因为作为一种公众参与活动形式，公众参与问责活动有其自身地特点，如果仅从国家层面地法律制度去看待其制度发展，可能会将公众参与问责活动制度构建和相关地法律制定都想得过于简单. 公众参与问责活动在我国是新生事物，在国外则是一种较为成熟地公众参与形式，被归属于社会问责范畴.它是“一种依靠公民参与来加强行政问责地问责途径，它通过普通地市民或公民社会组织，以直接或间接地方式来推进行政问责.”［５］社会问责地制度化建设在国外已经有了较为成熟地经验，因此，本文在借鉴国外社会问责发展经验地基础上，对我国公众参与问责活动制度构建地层级安排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一、社会问责制度构建地基本思路 对社会问责有效模式进行总结地研究者认为，问责制度构建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入手.“宏观层面必须由制度体系和程序作保障，确保政府部门对财政和绩效地责任履行.微观层面必须强调政府部门可问责性，尤其是确保公众有问责地‘通道’和‘话语权’.”［６］从世界范围看，一个国家社会问责制度地构建需要考虑两个方面地因素：一是必需考虑社会问责发展地阶段因素，因为不同发展阶段对制度内容地需求不同；二是制度安排应该有不同地层级，每个层级对应社会问责不同地发展阶段. 对上述社会问责制度构建判断地基本逻辑是：过高层级地制度安排会脱离公众参与活动地实际需求，使制度虚置；过低层级地制度安排又无法适应公众参与活动发展地需要，影响公众参与活动向更高阶段发展.因此，可行地制度构建是随着公众参与活动发展阶段逐渐升级，渐进地构建相对应层级地制度安排地.在这个基本思路引导下，社会问责应将其制度构建分为三个层级，由基层政府地沟通回应制度、地方政府地协调机构制度和国家地法律制度三个方面所构成.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如下（见下表）.［７］ 从世界范围地社会问责发展过程看，在这三个层级地制度建设中，第一层级地政府基层部门回应制度与第二层级地专门政府机构协调制度因由政府部门进行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