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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入党介绍人(22) 专卖管理局刚组建的时候，我当人事干事。一天副局 长找到我，要我到厅人事处去接刚到的土改干部，我立即 骑上单车，直奔沙面而去。 厅本部在沙面沙逊大厦办公。我上到二楼，大厅已坐 满了正等待各单位来领的土改 干部。土改干部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南下大军，有 曾在当地打过游击的游击队员，有学生，有如土改根子那 样的土改积极分子。接干部的人事干事们往往出于本单位 的考虑，把档案挑来挑去。回廊里的一张乒乓球台上摆满 一堆堆分配好了的档案袋，有一个单位却坚持要把一份档 案退回去。主持分配的一位副处长黑着脸把档案往我面前 一扔说：“小范，你们是新单位，需要人。”档案袋躺在我 面前，我首先看到的是“陈仕荣”三个字，抽出档案一看, 立刻明白那个单位退档的原因。陈仕荣同志是个残废军人, 右眼失明，右臂炸断，更要害的是在土改整队时受了撤销 区委委员职务的处分。我仔细看了档案之后，把档案接了 下来。我到大厅点名叫到这个名字，站起一个面颊瘦削， 右眼窝深陷，宽大的袖管里隐隐只见半截手臂的人，他的 右眼可能仍在发炎，不断眨动着。我向他点了点头，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 第二天副局长把我找去骂了一顿。说我挑了什么干部, 把没眼少胳膊的都要回来，还当什么人事干事?那年我才19 岁，已有了 5年革龄，正是心高气盛的年纪，哪受得委屈！ 我顶撞道：“他是为革命伤残的，是在打游击时面迎一颗手 榴弹受了重伤的，你说这话有没有一点阶级感情？”副局长 被激怒了，我们争吵起来。 我提出来不干人事工作，要求调动。不久成立监察室, 我调过去当监察干事。监察室共有五人，由陈仕荣和一位 姓何的转业干部负责，两人均为副主任。从那时起我就称 他陈主任。老陈虽然身有残疾，但他不是一个只坐办公室 的主任。那时的口号是“向苏联学习”，要求监察干部到第 一线直接对企业日常业务活动进行监督检察，工作任务繁 重，陈主任同我们一样，常常跑仓库、码头及业务科室， 谈话、争论及查阅单据，极端严肃认真。不会骑单车的他, 就只得步行或挤公共汽车，经常是一身汗水。他是个硬汉 子，打仗不怕流血，工作不怕困难。他的伤口一直不好， 我有些奇怪，后来才知道他负伤住的医院条件极差。游击 环境，设在山野茅棚的医院，消炎用盐水，连做手术的起 码工具都缺。他的手臂是用一把普通的木工锯锯的。医生 锯不下去，是他自己夺过锯子锯的。他是重伤员，在疗伤 和转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主动照顾战友，帮助院方做 思想工作，后留院任指导员。他的行为与精神感动了很多 人。一个同他一样出身贫苦的护士爱上了他，甘愿伴他终 身。但老陈这样的硬汉是不会躺在床上要别人照看的，一 解放就投入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的新战斗。第一期土改临 近结束时，他爱人老黄临产，时值炎夏，蚊虫肆虐，农会 主动借出一顶没收来的蚊帐给老黄暂用，不料想土改整队 时老陈因而被以贪污农民胜利果实论处，受到党内撤职处 分。这对他当然是个很大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极。 战争是考验，委屈是更大的考验。 我的办公台在他对面，常看到他伏案写字的情景。右 臂断了，他练习用左手写，那难度可以想见，汗湿的瘦额 骨上常因用力而泛起一层血色。他坚持着，磨练着，渐渐 地居然写出了清晰的文字和流畅的文句来，他的毅力不能 不令我起敬。他和有些老干部不同，不因文化较低而不动 笔，他努力自己动手。我发现他汗流泱背伏案而写的不仅 仅是监察记录、报告之类，还有他个人的申诉材料，他说 他只相信事实与真理，希望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被冤枉。 每说至此，他那只塌陷下去的眼窝眨动得非常利害，因劣 质瓷眼球磨擦而发炎红肿的眼皮里，流出带脓的泪水来。 他的手臂也在发炎，我不明白为什么几年过去了，他的眼 与手臂一直得不到很好的医治？为什么在那残损的身体里仍 燃烧着旺盛的为真理而斗争的火? 后来，他和老何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监察室和局领导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两三年间，职工 对局长违反财政纪律、侵占职工福利金及其腐败的生活作 风多有不满并多次向监察室反映，我们也多次向局长提出 意见，但他一直置若罔闻，不屑一顾。无奈，陈主任主持 监察室开了个会，要求大家坚持与不良倾向作斗争。会上 大家一致同意将局领导的问题向上级反映，遂由我执笔向 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工 作组进驻两个月之后作出结论，并给予了当事人以党纪处 分。第二年开始整风与反右，我预感到那位局长要翻案， 要报复，果不出所料，我成了批判对象。我的主要罪状是 “反对党的领导”。我不服，于是局长发动周围的人同我划 清界限，深揭狠批，以至于有人为了自保或捞取政治资本 不惜去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地编造材料。在几个月的批判 过程中，只有一个人一言不发，他就是陈主任。在那种政 治氛围和政治压力下，我相信能这样做的人很少很少，也 很难很难，比身处会场中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