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悼祭文：艺术与情感新范型的确立.docxVIP

引 言 悼祭文作为一种抚存慰亡的文学，是中国古代表达悼祭叹逝之情的文学样 式。它包括诗[1]、赋、诔碑、哀辞、祭文等相关体裁。魏晋时期，悼祭文繁盛， 并与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魏晋悼祭文是悼祭文发展史上的独特一环，加强它的 研究，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悼祭文在魏晋时期的真实状况，而且对把握那个时代 文学的特征，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古代悼祭文起源甚早，先秦时期即有追念哀悼亲友的文字，如《诗经》 中的《邶风·绿衣》、《唐风·葛生》、《秦风·黄鸟》、《小雅·蓼莪》等。这一时 期悼祭文的特点是表现手法古朴单纯，语言质朴，常采用直抒胸臆的手法来抒写 感情。如《邶风·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绿兮衣 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诗体的悼祭文从表现方法、外在形式上都不成熟，反映出中国古代诗歌形成初期的特点。但却开创了悼祭文写作的先例，在内容及表现手法上对后世产生了启示的作用。 这一时期亦有诔文，据《檀弓》所载为鲁庄公诔县贲父、卜国，但只有记事， 而无诔辞。确有文字可考的诔辞是《左传·哀公十六年》所载鲁哀公的《孔子诔》： “旻天不吊，不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 律。”[3](P24)全文虽只短短数语，但词哀情切，体现了“祭奠之楷，宜恭且哀” （明 徐师曾《文体明辨》）的抒情特征。因诔辞必经宣读，其中“呜呼哀哉”的哀号 语，就被以后哀祭文所广泛套用。另传有《柳下惠诔》：“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 不竭兮，夫子之信诚，而与人无害兮。屈柔从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 兮。遇难三黜，终不弊兮。恺悌君子，永能厉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几遐 [1] [2] [3]  参考《文选》的选录标准，将挽歌归入诗体中。《文选》将诗分为二十四小类，其中就有挽歌，这说明当时文人是将挽歌作为诗体形式来对待的。从魏晋挽歌的内容看，有些自挽的挽歌虽不是伤悼亡者，但它同样是感慨生命，且最能说明本文论述的问题，因而将其一并归入悼祭文中。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文[Z].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1 年，今遂逝兮。呜呼哀哉，鬼神泄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4](P85)刘勰曰：“逮尼父卒，哀公作诔。观其‘慭遗’之切，‘呜呼’之叹，虽非睿作，古式存焉。至柳之诔惠子，则辞哀而韵长矣。”[1](P127)挚虞认为，从《孔子诔》到《柳下惠诔》的先秦诔文，实际上已经孕育了累列死者德行并表达生者哀伤的内容规范，为后世诔文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无怪乎刘勰曰：“暨乎汉世，承流而作。” [2](P127) 两汉时期悼祭文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只有少部分意在抒发真挚哀情，大部分则流于颂赞、铭德的形式。如扬雄的《元后诔》、杜笃的《大司马吴公诔》、傅毅的《明帝诔》、张衡的《司空陈公诔》、蔡邕的《济北相崔君夫人诔》、卢植的《郦文胜诔》等诔文。其体例大致为：“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暖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3](P127)也就是前叙死者生平，表示颂扬之意；后写四言诔辞，称誉死者荣耀，寄托哀悼之思。形式皆为四言，概以四言以雅润为本，适合于庄严的场合。褚斌杰先生说“铭文、碑文赞颂文辞习用四言，主要是利用《诗经》中雅颂部分诗歌的传统，而且写出来风格显得古朴，肃穆。”[4](P53)碑文方面亦是繁盛。崔瑗、胡广的碑文都妙诀一时，尤以蔡邕的碑文最为著名。蔡邕的碑文不仅数量多，而且成就高。刘勰曰：“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 [5](P128)《文选》碑文选四人五篇，蔡邕一人就独占《郭有道碑》和《陈太丘碑》两篇。 魏晋是悼祭文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此时，悼祭作品的数量明显增多，魏晋名家中很少没有悼祭文的。首先，从表现内容而言，悼祭文包括对父母、兄妹、妻子、朋友、君臣等的伤悼，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亲伦关系。其次，这一时期的悼祭文在体裁方面已经趋近成熟，后世所常用的几种伤悼体裁，包括碑文、诔文、祭文、哀辞等基本齐全。再者，这一时期的悼祭文在写作上加重了艺术色彩，仿佛悼祭文不仅仅是为了抒发伤悼之情，还要驰骋才华，展现才情。因此，魏晋悼祭文可以说已经成为魏晋文学中一种具有独立价值和地位的文学样式。 者查阅这一时期的文本，统计悼祭文的数量在 200 多篇以上。得益于 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环境的改善，魏晋文学研究进入了丰硕的年代。此后， [4] [1] [2] [3] [4] [5]  同上. 周振甫注. 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同上. 同上. 褚斌杰.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