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县档案看清末庙产兴学与佛教团体的反应.docVIP

从《巴县档案》看清末“庙产兴学”与佛教团体的反应 梁勇 2013-1-14 13:37:00　　来源：《宗教学研究》(成都)2011年4期 　　 内容摘要：“庙产兴学”运动是近代影响佛教发展的重要社会运动。本文以《巴县档案》为基本史料，选取巴县在清末执行“庙产兴学”政策为考察对象，对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诸多面相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从具体个案中分析、了解地方官员、寺僧及庙会首事的态度，以达到了解此一运动运行的实态之目的。 关键词：“庙产兴学”；《巴县档案》；反应；清末 作者简介：梁勇，历史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 　　 ???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宣布废停科举、兴办学堂，培养人才。巴县城乡社会，各类官立、公立、私立学堂“蔚若云兴”[1]。在新式学堂的办理过程中，笔者已经专文探讨了由于办学经费的筹措，乡村社会的权势发生的某种转移[2]。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庙产”原有的管理者或拥有者——佛教团体的角度，来看他们对新式学堂办理的态度及应对之策，并对此一运动过程中地方官员的角色作初步探讨，最终达到多角度理解“庙产兴学”运动之目的[3]。 　　 一、“庙产兴学”之议的提出 　　 ???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下诏办学，谕令“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4]。此一政策不久便在巴县得以实行。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川总督岑春煊札饬通省清查书院、义学资产，作为兴办学堂的基础，“惟是欲创新基，必先清查旧底，始有下手之处”[5]。1903年，巴县农村各场镇废除义学，开办新式学堂，“书院、义学之名无存矣”[6]。　　由于各州县原有的书院、义学为数不多，完全不能满足办理新式学堂的需要。为此，清末各地方大吏、维新派官员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解决之道。巧合的是，他们都提出了提拨庙产经费作为学堂经费的意见。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康有为呈《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建议将乡村淫祠改建为小学堂。他以广东为例，称“乡必有数庙，庙必有公产”，如将这些庙改为学堂，以公产为“公费”，则“年至六岁者，皆必入小学读书”[7]。同样，张之洞在《劝学篇》也称，可以将“佛道寺观”改建为新式学堂，并提出了具体的提款比例，即每县的寺观提取十分之七改为学堂，而改为学堂的寺观，其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8]。　　“庙产兴学”之议一经提出，便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1901年前后，《申报》等报刊发表了大量有关“毁庙兴学”的评论，如是年八月初六日，《申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毁寺观以充学堂经费议》，内称“夫今天下之蠹国而病民者，莫若僧道，而各府、州、县之寺观、淫祠，或数倍于书院，或数十倍于书院……今宜特下一令，严禁二氏之教，凡男僧女尼，悉令蓄发还俗……寺院屋产悉没入官，充作学堂经费”[9]，“惟有以各省之寺庙为各省之学堂，事既易行，理尤极顺”[10]。有的也从经费上谈到了“毁庙兴学”的益处，“地方公款，各有专属，全废固属不能，酌提亦非不易……而地方之庵庙寺观，无论为大为小，尽数毁之，在乡者或以其地栽种树木，或以其地开垦作田，在城镇者或改为民房、店铺，岁收其值归入学堂”[11]。　　同时，这一观点也得到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绅士阶层的支持。1904年初，四川一乡绅在给学务处的报告中说，学堂创办之初，经费和校址都很难筹划，而僧道二氏却占用了大量的地方公共资源，“私利独大”，并且养了一群懒惰之人，希望将“庙田以充学费，因寺宇而为学堂”。“庙产兴学”逐步成为部分产、官、学界的共识[12]，认为此举“是以空门之财化为实业之用，开民智而不病民力。现在筹款维艰，若不亟为学堂谋，将来恐亦比提为他项之用，以地方公产办地方公益”[13]。如《四川官报》发布《劝办学堂说》：“把本乡应占的神会、庙业、斗秤及书院、义学的旧款让出，全给与贫户办蒙学，贫户又加以应自出的学费，零星凑集，便成局款。”[14]对此，什邡县增生刘瑞云亦称，“各属兴设学堂，款项不足，大率议提庙会、戏剧、酒食无益之费，以为挹注”[15]。 　　 二、巴县办学的过程 　　 ??? 咸丰以降，清政府财政压力与日俱增，根本无力由国家投资在地方进行大的公共建设，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更是如此。张百熙、荣庆等人在《学务纲要》就小学堂经费一节称，“此时各省经费支绌，在官势不能多设……既当督饬地方官，剀切劝谕绅富，集资广设”[16]，即希望地方绅士能够担当起办理小学堂的责任。其实，就各类新式学堂的建设来说，清政府实行就地筹款的原则。在办学层次上，实行分级分区办学，即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分别由中央、省、县三级负责办理[17]。巴县各乡村小学，主要也是靠提拨庙产来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