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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革命观的逻辑解读万光军[摘要] 儒学革命观的逻辑解读 万光军 [摘要] 革命说是儒学对暴君、暴政进行纠偏的产物，革命说虽然正式出现在《易传》 中，但在《易传》前已经在周武王那里有所表现，在孟子那里已经基本酝酿成熟了，因此 《易传》顺理成章地总结出来了。通过分析孟子对“革命”形成的原因、方式、结果等方面 的思考，可以使我们对儒学的革命观有更为全面的把握。 [关键词] 孟子；武王；《易传》；革命观；暴君；独夫民贼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7)01—0104一06 儒学讲道德、论心性，其归宿却是政治之学。在政治中，君主成为政治活动的“总发动机” 。 在儒学对君主制的设定中，不论把君主制说成是理想的君主制还是“理想化的君本论”‘21，都是可 以的。 一、孔子的基本观点 君主是政治活动的中心，对君主的不同认识会对政治产生不同的影响。儒学对君主的认识也是不 断变化的。孑L子讲“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认为保持住自上而下的政治秩序是社会 稳定发展的根本条件，反之政治秩序就会紊乱。他还讲“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 语·颜渊》)看到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活动需要政治措施的正确、政治君主形象的完美，这实质上就是 要求一位仁君。对自上而下政治秩序的强调，对于树立君主的权威有很大帮助，如“三畏”中就包 括“畏大人”。对君主而言，孑L子讲政治必须处理好“君臣、父子”方面的关系，这似乎表明他对君 主的职责进行过一定的思考，齐景公叹为“信如君不君，臣不臣， 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 语·颜渊》)这已涉及到“君不君”的问题。当然，由于更重视自上而下等级秩序的稳定性和树立君 主权威的需要，孑L子对于“君不君”的问题可以说没有进行细致的思考，或者说在努力强调等级制 自上而下合理的预设中，往往很难再设想君主是一个“不合格”、甚至“暴虐”的君主。这表现在涉 及到暴君与暴君之国时，孔子多以“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的方式来 消极地处理。由于只考虑了仁君而缺乏对暴君的相应思考，孔子对君主制的设定体现了一定的简单化 和理想化。简单化往往缺乏对君主的全面认识；而理想化则往往缺乏现实性，不能对现实中出现的暴 君及相关错误进行纠偏，这种情况到了孟子才有了根本的改变。孟子继续孔子“政者正也”的思路， 他讲“惟仁者宜在高位”(《孟子·离娄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 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在强调等级上君主重要性的同时，孟子展开了对君主的相对客观而全 面的分析。“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随着对君主认识的客观化和全面化，就 出现了“革命”的问题。当然，对暴君进行革命首先是一个历史事实问题，人们常常把革命与汤武 相连，就说明要弄清楚“革命”的来龙去脉是不能绕开汤武的。 二、周武王的“独夫”说 虽然儒学正式形成于孔子，但汤武革命却是远在孔子之前就发生的历史事实，儒学要处理君主问 [作者简介]万光军，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讲师，上海200062。 104 万方数据 题也注定不能回避汤武革命的问题。殷革夏命、周革殷命这种政权转移方式在形式上对自上而下的君 主制构成了破坏和挑战，在当时就需要对这种“革命”行为提供合理的证明。这种努力始自商汤， 题也注定不能回避汤武革命的问题。殷革夏命、周革殷命这种政权转移方式在形式上对自上而下的君 主制构成了破坏和挑战，在当时就需要对这种“革命”行为提供合理的证明。这种努力始自商汤， 周武王的贡献相对比较突出。商汤指出“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尚书·汤誓》)。商汤不是从等级上、从形式上讲君主地位的神圣，而是从内容上讲暴君(夏桀) 犯了错误，应受惩罚。商汤多少讲到了“天”是君主权力的最终来源；并且天命不会固定不变，自 己的行为就是上天赋予的。商汤虽然没有更多的展开，但他的这两条解释却成为以后批判、反抗暴君 的通用模式了。周武王在革命观念上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独夫”的概念。他已经不再称商纣王为 君主，而是称其为“独夫”。“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尚书·泰誓》)“独夫”包含两个重 要特征：一、武王称纣王与自己是“世仇”。因为纣王曾经拘禁过周文王，武王自己的行为就是替父 报仇了。二、独夫似乎主要不是表现为暴君残害天下之人，而主要是残害自己的家人。(见《尚书· 泰誓》)武王第一次会盟诸侯时已经有了足够的兵力，但并未接受有人“立即进攻商纣王”的建议， 而是看到了殷还有“三仁”而罢兵。在商纣王迫害其家人微子、箕子、比干从而是“亲戚畔(叛) 之”之后，才公开且顺利地实现了周革殷命。周武王主要以自己的家仇作为革命的原因，以“亲戚 叛之”作为革命成熟的标志在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