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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7.85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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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23 发布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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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思想 一、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⑴秦汉时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国家分裂,政权更替频繁,内迁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其中前秦、北魏等曾一度统一黄河流域,民族融合加强。 ⑵东汉以豪强地主势力为支柱;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成为一种特殊势力。 ⑶汉朝时,佛教传入中原局部地区;南北朝时佛教在南北方广泛流行,在政治、经济上都有很大势力。 ⑷秦汉时期,南方经济大大落后于黄河流域,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南方相对稳定,江南经济得到开发,并逐步赶上北方。 二、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之争 2、无为经济思想的奠基者 ——陆贾 约前240~前170, 西汉政治家、文学家。 据《史记》记载,陆贾一生所做的事情主要有四件: 一是为刘邦出使南越,劝说南越王赵佗(tuo)去帝号,向刘邦称臣。 二是劝说刘邦读《诗》、《书》,使其明白“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道理。 三是在吕后专权、刘氏天下岌岌可危的时候,劝说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捐弃前嫌团结一致,从而为日后平定诸吕之乱奠定了基础。 四是为汉文帝再度出使南越,劝南越王赵佗第二次去帝号,恢复与汉王朝的臣属关系。? 《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著名商人和他们的经商艺术, —直是后世商人推祟的样板,无论是“与时 逐”,善于因势利导而在“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陶朱公范蠡,或是善于预测市场行情,因 “结驷连骑”地去访问各国,并得到国宾的待遇,国君与之“分庭抗礼”的端木赐(子贡),还是“乐观时变”, 重视搜集市场信息,而被同行尊奉为祖师的白圭, 都是后世商人效法和学习的楷模。在旧中国,不少商人 常用“陶朱事业”和“端木生涯”作为条幅高挂在店堂显眼的地方,以表示自己的追求。这都是《货殖列传》 影响深远的证明。 1、人性与求富论 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 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 也。其在闾巷少年,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 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 “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司马迁根据这些记载来观察,人性的特点:一、人类有享乐的本能;二、这种本能,如果没有外在条件限制,它将尽情发挥;三、这种本能,不可能以人为的力量加以改变或阻止。亦不能「涂民耳目」,使人绝欲窒性。 所以求富是很正常的,也是应以提倡的。 第一,富是有能力的表现。 “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 第二,富是有道德的表现。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意思是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犯法受刑,死于街市(古代刑人之所)。”此非空言也。 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 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以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 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 2、宣扬经济放任政策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得其所欲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 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在西汉,最好的时期,根据司马迁的理论,是惠帝、高后时期,时间由公元前194年至180年。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民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这是「善者因之」的最高境界。 文帝时期,连番下诏,劝民归农,这在司马迁来说是「教诲之」;也即是第三等作法。文帝虽在历史上称为好皇帝,但用「教诲」的方法,影响并干预人民的经济行为,并非好事。 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及均衡、平准政策,在司马迁来说,这是与民争利的下策。 3、分配概念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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