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个性品格与唐诗经典接受.docVIP

PAGE PAGE 1 唐代诗人个性品格与唐诗经典接受 　　内容摘要：源于中国古代以道德为先品评人物及文学的传统，古人将道德为人与艺术创作视为不可分割且有必然联系的整体。唐代诗人的个性品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自身经典化的历程，诸如李白、王维、杜牧等诗人，都因其自身的个性或操守而使得其自身接受出现过波动和争议，而杜甫、韩愈、白居易等诗人却因道德操守而受到推赞。因此，诗人的个性品格甚至是生活细节在其作品的接受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唐诗经典化个性品格文学接受 　　中国古代素有品评人物的传统，且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国度历来又非常注重人的道德品行，往往将道德为人与艺术创作视为不可分割且有必然联系的整体。因此诗人个性及道德品格，甚至是生活细节对其诗歌创作及经典化会产生重大影响。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就以十二位作家为例来论述作家个性气质对创作风格的影响： 　　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1] 　　很明显，刘勰认为作家内在的修养和气质与其创作的艺术风格是紧密相联的，不同气质与个性的作家作品的风格千差万别。这种观点在中国古代非常流行，因此有了“文如其人”的说法，与此类似，西方也有“风格即人”[2]的论断。其实，诸如“文如其人”、“书如其人”、“画如其人”、“道德文章”等说法，都是将个性气质与艺术创作成就结合起来考察，后来慢慢超出个性气质范围，将道德品行也加入对艺术成就的考量。在诗歌方面体现得非常明显，古人认为诗人品行高低甚至决定着诗歌的艺术层次和境界，尤其是宋以后，对诗人道德人品要求越来越高，甚至会出现以人品论诗的现象。如叶燮在《原诗》中说： 　　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故陶潜多素心之语，李白有遗世之句，杜甫兴“广厦万间”之愿，苏轼师“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类，皆应声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随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见焉。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强造作，而为欺人欺世之语；能欺一人一时，决不能欺天下后世。究之，阅其全帙，其陋必呈；其人既陋，其气必尔，安能振其辞乎！[3] 　　刘熙载《艺概?诗概》中也说：“诗品出于人品。人品悃款朴忠者最上；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无讥焉。”[4]他们都是将诗人的人品与诗歌风格及艺术成就高低直接联系起来，这不得不说是体现了古人论诗时的一种共性。 　　不仅是诗歌如此，在其它艺术领域也同样存在以人论艺的现象。以元代书画家赵孟頫为例，薛雪《一瓢诗话》曰：“诗文与书法一理，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謦一欬，一挥一洒，必有过人处。赵松雪云：‘右军人品甚高，故书入神品。奴隶小夫，乳臭之子，朝学执笔，暮已自夸其有，薄俗可鄙可鄙！’此言不特论书，直与学者当头一棒。”[5]然而赵孟頫本人就因作为南宋遗民而仕元这一政治上的“污点”在后世饱受非议。清人傅山的态度颇具代表性，他就认为赵孟頫“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6]，对其人其书都全盘否定，甚至直接表达他的不满：“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熟媚绰约，自是贱态。”[7]傅山之所以如此厌恶赵孟頫，症结在于他认为赵孟頫丧失了民族气节，因此连书艺也不足道了。以人论诗、以人论艺的做法虽然有失偏颇，但可见艺术家的个性和品德在中国古代评判艺术家成就和地位时所起的重大作用，有时候这种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 　　唐代诗人的个性品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自身经典化的历程。如杜甫之所以能在唐以后长久地占据领先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杜甫是儒家思想的忠实实践者，其人生经历当中没有太多政治上的争议点，生活作风也非常平实，在道德人品上给人的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形象。而像李白、王维、杜牧等诗人，都因其自身的个性或操守而使得其自身接受出现过波动和争议。如在宋代，王安石就曾评李白诗云：“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见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8]杜牧此时也被视为放浪风流的代表。正因为李白、杜牧这样潇洒风流的个性不太符合宋士大夫的道德需求，由人及诗，从而也就没有把他们抬到至高无尚的地位。 　　再如朱熹《楚辞后语》卷四中因王维在安史之乱中的操守对其诗及人提出过严厉的批评：“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平复，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变故之起，不一死不能谢君恩。”[9]虽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