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新移民的_乡缘社区_特征_机制与空间性_以广州_湖北村_为例.docxVIP

地理研究第３０ 卷 第１０ 期２０１１ 年１０ 月Ｖ 地 理 研 究 第３０ 卷 第１０ 期 ２０１１ 年１０ 月 Ｖｏｌ．３０，Ｎｏ．１０ Ｏｃｔ．，２０１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 “乡缘社区”： 特征、机制与空间性 ———以广州 “湖北村”为例 李志刚１，刘 晔２，陈宏胜１ （１．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 ５１０２７５； ２．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 香港） 摘要：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 以广州 “湖北村” 为 例， 对中国快速城市化下 “乡 缘 社 区” 的 演 进过程、 特征、 形成机制与空间性进行研究。 研究表明：“湖北村” 总体上呈现产业结构专业 化、 族群构成同质化和阶层构成异质化等 三 方 面 特 征； 基于嵌入族群关系的生产网络和雇工 网络， 产生了具有湖北地域特色的亚文化区。“湖北村” 已经成为湖北移民经济资本循环的核 心场域， 为湖北籍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及城市适应提供空间， 造成各类族群要素的空间锁定与 强化。“湖北村” 的形成机制包括宏观层面的市场、 制度和区域因素， 中观层面的城市空间扩 张与设施完善因素， 微观层面的竞争优 势、 创业精神和本地社区的正面响应等因素。 乡 缘 社 区作为一种草根力量所推动的新社会空间， 正成为中国城市新移民实现市民化的 “助推器”。 关 键 词： 乡缘社区； 广州； 湖北村； 社会空间； 空间性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０５８５（２０１１）１０－１９１０－１１ 引言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合力的交互作用下， 我国城乡之间 形成庞大的流动大军。栖身大都市，流动人口通过血缘、宗缘和地缘的传统纽带，在特定 的微观地域内与同乡聚居，形成独特的 “乡缘社区”。 乡缘社区是移民日常活动、 人际交 往和主观意识内在统一的城市新社会空间，对内形成浓厚的乡土情结与社区认同，对外有 一致的边界与称谓，如北京的 “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 等等。近年来，媒体对乡 缘社区的负面问题大量报道，以致形成一种偏见：乡缘社区不仅是现代化的对立面，更隐 藏各种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同时，各地政府高调推动 “城中村” 改造，正是对这种流行 观点的响应。然而，以上偏见仅基于对这一现象的片面理解，忽视了同乡聚居现象的内在 １ 必然性与合理性。本文将从 “社会空间辩证法” （Ｓｏｃｉ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的视角［１］， 深入 剖析广州 “湖北村” 的特征、机制和空间性，以此客观评价乡缘社区之意义。 我国的乡缘社区与西方国家的族裔社区互为参照。族裔社区是当代西方城市地理与相 关学科的重要研究主题。早期研究深受同化主义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ｍ） 的影响， 认为此类聚 居区只是移民潮下 短 暂 存 在 的 “过 渡 区”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ｚｏｎｅ）， 其 聚 居 形 态 将 最 终 走 向 终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３－０６； 修订日期：２０１１－０６－１５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４１１３０７４７） 作者简介： 李志刚 （１９７６－）， 湖北天门人， 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城市空间结构、 城市社 会 地 理 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ｉｚｈｉｇ＠ｍａｉｌ．ｓｙｓｕ．ｅｄｕ．ｃｎ 结［２～４］。同化主义在战后受到广泛质疑与反思［５］ 结［２～４］。同化主义在战后受到广泛质疑与反思［５］。 进入 ２０ 世纪后半页， 随着全球化、 经 济结构转型和新自由主义的出现，西方国家的社会分化和空间隔离进一步加剧［１，６，７］。 族 裔社区呈现诸多新特征： 其一， 大部分族群被 “固化” 在特定的城市空 间， 形 成 结 构 稳 定、长期存在的社区， 如 黑 人 贫 困 区 （Ｇｈｅｔｔｏ）、 唐 人 街 和 “小 意 大 利” 等［５］。 一 方 面， 黑人贫困区内缺乏积极的社区精神和达标的社区服务，无法解决本地居民就业问题，其居 民被隔离于主流社会之外［８，９］；另一方面，唐人街居民主动聚居族裔区内， 利用族裔资本 成功提升自身社会经济地位， 反过来促进了社区繁荣［１０，１１］。 其二， 族裔聚居区的经济特 征、人口构成以及空间形态日益多元化［１２，１３］。例如，Ｌｉ［１４，１５］提出所谓 “族裔郊区”（Ｅｔｈ－ ｎｏｂｕｒｂ） 的概念，强调新族裔区与传统聚居区的区别： 前者坐落于中产阶级专属的郊区， 居民构成以技术人才和商业精英为主，族群的单一性较弱；后者分布于内城，接纳传统劳 工类移民。 相对而言，国内研究多囿于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有少量社会地理学研究，主要对 象为农民工聚居区［１６～１９］。近年来， 随着对 “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