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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的蜕变之旅探析
摘要:社会主义,这是五四以来中国的历史性选择。在历史性选择之外,存在着与之相反的另类选择,它们与历史性选择相伴而生,并互相以彼此的存在为其前提。另类选择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周佛海的人生蜕变。纵观周佛海的三次选择,除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笔亮色之外,其余的两次选择皆属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另类选择。这种选择,与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选择是截然相反的。研究这种另类选择的原因、实质、经过和后果,乃是还原历史、揭示规律的一个独特视角。
关键词:周佛海;蜕变;历史性选择;另类选择
中图分类号:K8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3-0037-02
四运动以来的中国史,就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
在历史性选择的主旋律中,总夹杂着不绝如缕的不和谐音。本文以周佛海一生中的三次选择为切入点,试析历史大潮中的另类选择。
一、第一次选择:未曾涂完的一抹亮色
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一批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热情地讴歌和介绍社会主义的同时,做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选择。选择社会主义,这就是时代的潮流。留学日本的周佛海顺应了这一潮流,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出了第一次选择。
当时的日本,社会主义思潮正席卷全国:“日本因而出现了‘只要是马克思,不论好坏都大受欢迎’的思想状况。”[1]而中国国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也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和中国的流行,极大地激发起周佛海研究社会主义的兴趣和热情。他陆续写了《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性质》等文,发表在《解放与改造》杂志上。这些作品在客观上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周佛海研究社会主义,发表和翻译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具有很强的经济动因。他出身于农村,照理应该是一个节俭的人,加之他又考取了官费,生活上本该是很宽裕的。但他“虽是贫寒出身,但是用钱却手面不小”[2],因而时常感到手头拮据。为了赚钱,他陆陆续续地发表和翻译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如愿地得到了一笔笔丰厚的稿费。与此同时,这些文章还为周佛海挣来了社会主义者的名誉,这是他自己也未曾意料的副产品。
1920年4月,维经斯基到上海请陈独秀约请赞成共产主义的人士开会商量,以建立中国共产党,周佛海也参加了会议。会后,周佛海参与了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发起和筹备工作。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周佛海以中共旅日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中共“一大”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3],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它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4],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参加中共、出席“一大”,无疑为周佛海的人生增添了一笔亮丽的色彩。
尽管加入了中共,从事了一些组织活动,但周佛海并没有树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参加中共,一方面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感染,另一方是希望借此成为列宁和托洛茨基那样的风云人物。而后者正是所谓的“野心”,本质上属于政治投机。尽管如此,只要真正投身于革命的大熔炉,接受革命的洗礼和锤炼,还是极可能祛除自身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革命者世界观的。但是中共“一大”会后,周佛海仅从事了短期的党务活动,就离开上海回日本读书去了,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党的组织。这样,通过组织活动及时改造世界观的有效途径,在周佛海这里也就走不通了。周佛海的第一次选择,似乎很有些尴尬的意味,这一抹亮色,他并未涂完。
二、第二次选择:尚算磊落的反动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两党正式开始第一次合作。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左、右两派的激烈斗争。本来,对右派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和回击,这是中共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周佛海的选择却是:公开脱离中共,甘与国民党右派为伍,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
国共合作开始时,周佛海即将大学毕业。这时他日思夜想的,不是回国参加革命活动,而是怎样得到高薪。然而,北大学阀的门“关得相当的紧,哪里能够如意”,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也不容易到手”,这一切“谈何容易!”[5]正在周佛海为此焦头烂额之际,戴季陶和邹鲁陆续向他抛出了橄榄枝。1924年4月,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致信周佛海,邀他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月俸200大洋。旋即,时任广东大学校长的邹鲁又聘其为广东大学教授,月俸240大洋。周佛海欣喜地一一接受。因获得了高薪,周佛海对戴、邹二人感恩戴德、引为知己。戴季陶是典型的国民党新右派分子,邹鲁是后来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的核心人物。此二人的右派立场,在周佛海回国时已很明朗。但是,有奶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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