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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柔性财务理论构建探析 　　财务学的奠定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1964年夏普发表了《资本资产定价：风险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理论》一文，由此，财务学才真正成为一门成熟而科学的学科。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一大进步之处就是在马科维茨投资组合理论基础上对风险有了较高的认识与把握，而与风险相伴的就是未来环境的不确定性。随后针对资产计价与收益计量等方面的议题，理论界不断发展了相应的计量模型，如套利定价模型（APM）、期权定价模型等。而这些理论及模型的发展有一个贯穿于始终的主线，即未来环境的不确定性。我国财务学的真正蓬勃发展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也正是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而深入发展。在此期间，我国财务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巨大的发展环境变迁，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财务环境的变迁，我国财务学者先后提出了所有者财务论、经营者财务论、出资者财务论以及利益相关者财务论等。笔者从国外及我国财务学的发展中得出环境的变迁对财务理论发展变化有着重要作用。但环境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往往使它与风险相互依存，对此，财务学界在理论研究时没有真正意识到财务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造成的影响，而往往对其体现更多的“刚性”理解却忽视财务“柔性”的另一面。这主要体现以下四个方面：在理财假设上，缺少社会责任的假设；在财务目标上，缺少“以人为本”的利益相关特点；在财务内容上，缺乏“人文关怀”的激励机制及相机治理机制；在理论研究起点上，漠视财务环境变迁的作用。 　　一、财务理论研究现状 　　（一）理财假设方面的不足理财假设包括理财主体、持续经营、有效市场、资金增值及理性理财假设（王化成，2006）。但这些假设缺乏与我国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相容性，即一味的继承新古典经济学遗留下来的诟病而缺乏“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相容的时代特性。诸如理财主体表现出浓厚的“理性经济人”色彩，在决策时很少考虑人的感性社会效果而一味追求理性经济效果；理财主体为了实现资金增值而忽视社会伦理、缺乏社会责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由此带来社会的不和谐、不安定等。一方面，这反映了我国财务学发展未能跟进财务环境变迁，却墨守陈规、因循守旧，这对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理论的发展无疑是不利的；另一方面，这正是太多的“刚性”财务理论无法应对财务环境的变迁所表现的缺陷。由此，笔者认为，缺少社会责任假设是近来诸多污染事件发生的主因。社会责任假设更多的体现了企业“财务柔性”的特点，继而缓解了“财务刚性”带来的不良影响。这不仅有利于让企业在财务意识上得到社会责任的积极意识反射，而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应法律法规尚未健全的前提下，成文的规定在潜意识方面更能对人产生积极影响，更能规范企业的行为。正如法律诉讼上的“无罪辩护”，先假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在财务上是负有社会责任的，如果企业违背社会责任假设，一方面，正如“无罪辩护”一样企业会在社会的监督下难以自圆其说，也就不用解释就“有罪”；另一方面，因为假设企业是负有社会责任的，但却由于利益驱动而违背了这一假设，其后果就是企业既会遭受道德的谴责而且与相应负有社会责任的企业相比在市场竞争中必会负有较高的社会成本并被社会竞争机制淘汰，毕竟声誉的丧失、遭受舆论的谴责及罚款支出的增加在纳税时无法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等都将会减少社会对它的信任进而失去顾客的支持、债权人的融资支持及投资者的青睐等，进一步引起市场占有率的下降，最终引发现金流短缺而面临财务危机。 　　（二）财务目标方面的不足在财务学教科书上，企业财务目标包括了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及企业价值最大化。学术界经过激烈争论后最终更倾向企业价值最大化，尽管企业价值最大化弥补了前两者的不足，充分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与风险报酬，而且扩大了财务目标主体的范围，即根据重要性原则，从只考虑股东利益转变为考虑股东、债权人、职工及政府（王化成，2006），但这不足以体现“以人为本”的利益相关者观点，还是属于资本雇佣劳动的资本强权及股东利益至上观点。首先，财务目标主体考虑不全。它忽略了对社会公众、供应商及客户的考虑，想“以偏概全”来体现利益相关者观点实为欠妥。这也正体现了学术界对财务环境变迁的漠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逐渐进入知识经济及“顾客至上”的时代，如果企业还秉承原先的重要性原则，而忽视市场资本的提供者——客户及供应商与社会资本的提供者——社会公众的力量，在追求“用户体验”及重视“社会和谐”的当下，无疑会让企业在产品竞争及价值创造方面落败，从而无法实现企业的价值增值，更不可能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其次，财务目标作为企业财务的风向标及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向导，企业价值最大化并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通常，在定义表述上，企业价值最大化是指通过企业财务上的合理经营，采用最优的财务政策，充分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