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侦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之实证考量.docVIP

PAGE PAGE 1 自侦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之实证考量 　　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高检院)于2009年9月4日下发了《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上提一级”规定）。对此规定，有人叫好，认为“既在宪法的框架内，又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侦自捕缺乏制约的弊端。”也有人质疑，认为所谓的改革，不过是检察机关将权力由“左手”移至“右手”，根本无法解决缺乏监督的根本问题。赞成与质疑并存，此规定试行以来，成效如何？又存在哪些问题？笔者认为急需对“上提一级”改革运行情况进行实证分析、认真总结，以便顺利推进。 　　一、数据—运行改革的现实反映 　　（一）案件报捕情况 　　从报捕情况看，北京市各级检察机关共受理“上提一级”的报捕案件248件265人，较改革前同期的231件250人，受理案件数与人数分别增长7.36%和6.00%，未出现人们担忧的报捕数下滑的情形，改革平稳推进。 　　（二）逮捕适用情况 　　从处理结果看，决定逮捕240人，逮捕率为90.57%，较同期下降2.63%；决定不予逮捕22人，不捕率为8.30%，较同期上升1.50%；因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而要求撤回的3人 　　在决定不予逮捕的22人中，因不构成犯罪不捕的2人，占不捕总人数的9.09%；证据不足不捕14人，占不捕总人数的63.64%；因无逮捕必要不捕6人，占27.27%。（见图一） 　　二、成效—坚持改革的正当理由 　　（一）不捕率上升 　　通过对北京市近三年查办的自侦案件罪名分析，笔者发现行、受贿案合计占自侦案件的比例超过了50%（见图二）。行、受贿案件与贪污、挪用类案件有账簿可查，渎职类犯罪有危害后果相比，典型特点是客观证据少，主要靠行、受贿双方相互印证的口供定罪。且不论其他案件，仅对行、受贿案件不能突破口供就意味着有大量的自侦案件要流失。口供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而对于突破口供而言，逮捕显然具有重要意义，“以捕代侦”的逻辑就这样形成了。 　　改革前，同一检察院自侦自捕，受突破案件的利益驱动，即便在侦监部门认为不构成犯罪或证据存疑的情况下，检察长进行风险决策，往往也会决定逮捕。“上提一级”后，上级院不用考虑突破案件的问题，受错捕责任的影响，对一些不构成犯罪或证据存疑的案件，能够正确适用不捕措施。与此同时，“上提一级”还强化了对逮捕必要性审查的要求。逮捕条件的严格把握导致了不捕率的上升，北京改革后14个月较改革前同期不捕率上升了1.50%，四川上升了1.30%，江苏上升了2.59%，湖南和河南上升了8%。 　　（二）无罪率下降 　　“上提一级”后上级院严格对逮捕证据条件的把握，将一些不构成犯罪、证据存疑的案件排除在逮捕措施之外，降低了逮捕风险，捕后无罪案件绝对数增加，无罪率也随之降低。2008年北京市自侦案件捕后无罪率为3.56%，2009年为3.12%，2010年为1.91%（同时期刑事案件的捕后无罪率分别为1.04%、0.98%、0.77%）。由此可见，改革后较改革前同期，捕后无罪率下降幅度明显加大（见图三）。 　　（三）监督力度加大 　　“上提一级”后，遵循“检察一体”、“上命下从”原则，上级院对下级院的监督不再象同级监督那样畏手畏脚，层级监督作用日渐显现，并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超职能管辖得到纠正。在实践中，个别检察院为了突破案件、完成办案指标或者追赃，对本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案件进行立案侦查并报捕情况时有出现。改革后上级院共对三起超职能管辖案件要求退回报捕。二是侦查取证行为得到规范。共对下级院报捕的166个案件中的13个案件（占上提案件数的7.83%）提出纠正意见（相比于改革前同期的1件，增加了7.23%），下级院自侦部门全部接受并予以改正。三是引导取证作用进一步加强。共对决定逮捕的159人中的67人制作了《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要求补侦率达到42.1%。对证据不足决定不予逮捕的14人，全部制作了《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取证。 　　三、问题—分析改革的主要症结 　　（一）办案期限紧张 　　“上提一级”后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办案期限紧张。由于自侦案件的刑事拘留时间短、取证难度大，加之侦查技能手段的不足，改革前实践中自侦部门挤占审查批捕时间的情况时有发生，原来由同一检察院自侦自捕，只要总体上时间不超过14天，就符合法律规定。而“上提一级”改革与现行的移送审查逮捕程序相比，增加了双重审查程序。由于上级院通常要求在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后7日内报请决定逮捕，这就使得原下级院自侦与侦监共用的14天时间被削减了一半。在7天内，自侦部门要完成收集固定证据、卷宗整理、文书制作、请示汇报，难度非常大；由于7天时间大部分被自侦部门挤占，下级院的同级审查基本流于形式。“上提一级”后，上级院要承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