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纪事本末体学习资料.pptVIP

《通鉴纪事本末》 ;在南宋闽北大地上，几乎同时升起了两颗耀眼的文化巨星。一个以理学著称，照亮南宋思想界的天空；一个以史学见长，引起了当时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两颗巨星，就是长期生活在武夷山的理学家朱熹和崛起于建安（今建瓯）的史学家袁枢。;作者简介;孝宗乾道7年（1171）为太学学录。曾三次上书孝宗广开言路，规划抗金，恢复中原，因得罪于宰相，遂求外补。 出为严州教授，后历任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 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书。;这时的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也都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这一现实，对于抱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的袁枢来说，只有像司马光那样，拿起史笔，来抒发自己的报国忧民之情。;袁枢为人正直，对当时政治腐败，朋党互争，压制人才等丑恶社会现象是很不满的。宁宗时遭权贵韩侂胄排斥，六十六岁时，因朱熹被劾为“伪学”受牵连被罢官。晚年闲居十余年。;“枢临民则以直辨闻，立朝则以启沃谏，克尽乃职，为世师表。”这是后代人对袁枢的评价。;当他为国史院编修官，分配负责撰修《宋史》列传时，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惇的子孙，以同乡关系请袁枢对章惇传加以“文饰”时，袁勃然大怒说：“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当时宰相赵雄“总史事”，听到后即称赞他“无愧古良史”。;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宋史》传载：“枢常喜诵《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所谓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就是将《资治通鉴》的内容按事分类而编篡，每件事为一篇，自本至末，故名“本末”。即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加上附录66事，共从《资治通鉴》中整理出了大小305件事，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这种反对天命论神学，而重视社会现实的史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对于统治者袁枢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录了“臣光曰”，批评了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由此可见，袁枢是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这正如朱熹所说的，袁枢“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所谓“微意”，就是指袁枢的政治观点。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如杨万里（与袁枢同为太学官）所举的内容，“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之类，都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使它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袁枢还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对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书特书，而对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则视为“石勒寇河朔”，“赵魏乱中原”。;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阅读时，赞叹地说：“治道尽在是矣。”，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问世以来，受到了中国史学界的高度赞扬。杨万里为其作序，吕祖谦和朱熹为之作跋。都盛赞该书是空前的巨著。;袁编《通鉴纪事本末》成书，请朱熹作跋。朱熹在建阳云谷山晦庵草堂写下了跋文，赞扬此书能纠正《通鉴》原书“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数十百年之间，不相缀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