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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门》《围城》幽默修辞研究
陈望道先生认为:“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陈望道,1976)。有时作家为了表情达意更妥帖,往往打破语法规则,使文章偏离常规语法,即“搭配变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补本中曾把“语法程度”界定为“不惜乖违习用‘标准语言’之文法词律,刻意破常示异”的表现形态,他认为审美程度越高,语法化程度越低;逻辑程度越高,语法化程度也就越高。文学语言的语法化程度是以其审美目的为前提的,钱钟书先生常常为了追求文学审美打破这种语法规则,他的幽默修辞体现在语法要素上特色鲜明:审美程度高,而且语言冷峭、犀利。与之相比,韩寒的幽默修辞体现在语法要素上则显得审美程度不及钱钟书先生,语言略显粗俗,没有弹性,在某些地方只是机械地把词语嵌入文章。《三重门》《围城》的幽默修辞在语法要素上也主要体现在“搭配变异”与“词汇变异”上。
一、搭配变异的高雅与野俗
词语的搭配有其内在的规律,除了在句法结构上要符合组合规则外,还要受到搭配词语的词义制约。当然,词语搭配有时还要遵从语言的习惯表达(曹起,2008)。钱钟书先生像一个高明的魔术师,他的《围城》经常通过超常的搭配去获取特殊的表达效果,而在搭配变异这一幽默修辞手法的使用中,他总是熟练地利用语境的提示作用或相关的词语语义场的规范力,把特定的搭配推翻,将变异后的搭配塑造出来;而韩寒在此方面亦有所继承,但其审美程度并不高,有些语言甚至有些野俗。例如:
(1)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围城》)
(2)那女生一见林雨翔,顿时马屁横溢:“啊,你就是林雨翔吧!才子!”(《三重门》)
例(1)中的“落伍”与“时髦”、“乡气”与“都市化”语义相互对立排斥,搭配显然不合常规。但是如果刻板地按照语法常规改成“小城市的姑娘,落伍而且乡气”,原文所要表现的讽刺意味就会大打折扣。钱钟书先生的“搭配变异”,使语意更加含蓄,达到了言简意赅的表达效果,也形象生动地刻画出了“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这一落伍的滑稽形象,让人捧腹。此句用词雅致,语言冷峭、犀利,体现出钱钟书式的“冷嘲”。
在例(2)中,“马屁”和“横溢”各有各的语义场,当它们被强行搭配后产生的首先是一种排斥力,但是由于作者让特定的词语与语境构成了一种巧妙的关联,其亲和力就压倒了排斥力,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组合。一般情况下,“横溢”用来形容“才华”,表示多才多艺,而在此“横溢”却被用来修饰“马屁”,表示那女生的废话比较多。这种变异不但不会让读者感觉在语法上有什么不通顺,反而会让他们觉得既新鲜又灵活,展现了韩寒奇异的词语组合能力。但是此句语法化程度比较低,而且让人感觉有点野俗,语言缺乏弹性。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搭配变异可以表现出正常搭配所不具备的意义,在运用“搭配变异”这一幽默修辞手法时,往往需要借助词序的移位、成分的省略等变换。钱钟书先生能根据审美要求将语法进行艺术化处理,既可以使自己的思想情感取得超凡脱俗的幽默表达效果,也能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作品,用新眼光看待事物,从而使事物呈现新的意义。而韩寒在运用搭配变异时,由于年龄、学识等众多原因,其语言没有弹性,还显得有些野俗,但仍具有一定的幽默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语境在超常搭配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或是通过词语在语义上的相关为其提供一种逻辑依据,或是发挥一种阐释作用。反过来说,一旦脱离语境,类似的搭配变异就不成立。
二、词性变异的创新与继承
汉语各种词类的组合方式和组合功能是不同的。如果违背了该类词固有的组合原则,就会形成语言交际障碍。但有时为了表达上的需要而临时改变某类词的词性,使其具有另一类词的表达功能,这被称为“词性变异”(段丽琼,2011)。在初期的写作中,韩寒有意无意地模仿钱钟书的写作风格,在运用“词性变异”这一幽默修辞手法时,《三重门》中的基本形式在《围城》中都能见到,只是在使用的灵活度与创新上,《围城》显然高于《三重门》。不过,对于一个“80后”作家来说,能自如地运用各式各样的“词性变异”已是难能可贵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钱钟书使用“词性变异”这一幽默修辞的技巧是非常高明的,不论从使用价值大小、新颖程度以及“词性变异”的内容上来说,韩寒都难以望其项背:
(3)两亲家见过面,彼此请过客,往来拜访过,心里还交换过鄙视,谁也不满意谁。方家恨孙家简慢,孙家厌方家陈腐,双方背后都嫌对方不阔。(《围城》)
(4)林父的眼光只停留在儿子身上,没能深邃到孙子的地步……(《三重门》)
例(3)中“心里还交换过鄙视”从语法结构形式看来属于动宾结构,但“鄙视”是个动词,一般用作“鄙视某人”而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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