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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保障房社区建设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研究 ——以广州为例 黎晓玲，郭敬立，欧阳洁 摘要：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相结合，根据广州市保障房的空间区位、建设时间选取4 个大型保障 房社区以及3 个普通商品房社区作为实证部分的研究范围。运用数理统计及质性分析的方法，如SPSS、AMOS， 探讨保障房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水平以及外部事件与个人因素对保障房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程度，特别是社区建设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保障房社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是由较高 的积极情感体验和较低的消极情感体验两部分组成的，两者相互独立，动态平衡；构建单中介结构方程模 型探讨保障房社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发现住房条件、社区建设（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社区周 围环境 （与周围社区的融合度、社区空间区位）以及自我评定的健康状况共同作用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其中，居民自身的健康状况、社区建设（尤其是社区公共服务以及社区公共空间的建设）、与周边社区的融 合以及以住房类型表征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起显著的正向作用。社区内部的物质环境与社会 环境的建设 （特别体现在社区内部的公共空间建设情况以及社区的公共服务情况）能有效缓解客观空间选 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负向作用的同时，也降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主观幸福感的差异。 关键词：保障房社区，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社区建设，结构方程模型，广州 1 引言 1 2007 年起，国家大力推行保障性住房制度 ，“十二五”规划中更把保障房建设列入民生 工程，计划完成 3600 万套保障房的建设目标，力争将全国城镇保障房覆盖率提高到 20%以 上。保障房这一 “国家化”的空间将会成为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晓亚等， 2012），其研究正不断走向深入。 在既有研究中，部分学者发现保障房在实际建设上普遍存在空间选址偏远、配套设施匮 乏、大规模集中建设、职住空间不匹配等现实问题 （宋伟轩等，2010；周素红，2010；袁奇 峰等，2012），而这一由政府主导的保障房社区却成为低收入邻里的根源（刘玉亭，2007； 1 2007 年，国家出台《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何深静等，2010），住房供应制度是导致贫困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袁媛，2014）。但也有学 者指出，通过社区居民自身的积极反应以及社区内部环境的改善，可以一定程度缓解保障房 特征带来的负向社会效应 （Si-ming Li and Yu-ling Song，2009；李志刚等，2011）。随着 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 “以人为本”理念的不断深化，居民幸福感、满意度等指标将成 为评价中国城镇发展的重要依据。基于此，本文以广州保障房社区为例，对广州保障房社区 居民的幸福感作定量评价及影响机制分析，以此作为对保障房建设产生的社会效应的探讨。 幸福感涵盖面很广，其研究涉及众多的学科，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关注的 重点是幸福心理状态描述、测量及其影响机制的探讨。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是指个体根据 自身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是衡量生活质量的综合性指标 （Diener.E，1984）。学者大多认为主观幸福感包含情感 （affective component）和认知 （affective component）两部分，并强调两者相互独立 （Lucas et al，1996；Offer，1996； Diener and Suh，1997）。在已有的主观幸福感实证研究中，以情感幸福感（Affectedness well-being）的研究居多，而生活满意度则通常作为区别于幸福感的一个独立研究方向开展。 其中，情感部分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 （Diener，Scollon and Lucas，2003）。 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广泛。尽管有学者认为主观因素 （如人格特质、自尊、心理 控制源等）对主观幸福感起决定作用，并指出个人的主观幸福感是有其自身的设定值（set point）。但更多学者认为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根据生活事件等客观实践而改变（Fujita F D E.， 2005），设定值也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Lykken，1999），因此客观因素同样其重要作用。 外部客观影响机制方面，更多学者探讨的是人口社会经济特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包括人 口因素、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