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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说：死刑不可能震慑层出不穷的贪官。只要官员不受监督的机制不变，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贪官，只不过一时还没有机会罢了。 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现行机制造就了贪官。坏的机制使好人也变坏！  对政治体制改革不要太敏感 有学者指出：现在有人以提及政治体制改革，马上就想到三权分立，这是一种误解。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可以理解为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权力分解、运行、监督制衡等问题。 观点二：要坚决克服“制度惰性”和“制度悖论” 中山大学教授王宁认为：制度存在漏洞就要修补。但奇怪的是，恰恰是制度漏洞本身滋养了反对制度修补的势力，一旦这种势力坐大，就成了制度修改的阻力。我国改革首先推进的是经济改革，而政治改革则滞后于经济改革，这种分阶段的改革必然造成制度漏洞。客观上存在这些漏洞被人利用的可能性。有些人在这种制度漏洞中获得利益并理所当然，修补改革这些就显得困难重重。在这个时候，许多应该及时跟进的配套制度、政策，迟迟不能出台，导致制度漏洞不但没有封住，反而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强化。 王宁教授指出：制度惰性是一种锁定效应。其中一个锁定效应的形式就是政治锁定。通俗地讲究实际的利益集团担心政治改革或制度创新会使他们的既得利益丧失，从而采取预防性措施来拒绝改革。曾经的改革者就会变成反改革者。这正是许多转型国家所面临的“制度悖论”。如果无法克服制度悖论，就难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观点三：中国需要“第二次南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撰文指出：社会改革已经很多年，从十六大（2002年）开始的十多年，不是政府什么都没做，而是没有重大突破。没有突破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把社会改革集中到政治路线的高度。第二次南巡就是要把社会改革确定为执政党的政治路线。如何南巡？笔者发现，我们的执政党现在有一点城堡政治，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顶层设计要把自己的城堡打破，把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墙推倒。他严正指出：现今的经济局面，也类似于南巡前的局面，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情况，在很多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两个谬论”—改革的绊脚石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江平说：30年前，我们批判“两个凡是”的谬论；30年后又有“两个谬论”，里面包含了两个很大的危险：一个是稳定压倒一切论，一个是中国情况特殊论。这话相当尖锐！ 不能将矛盾击鼓传花 《廉政大视野》2012第3期有篇文章综合学者的观点时指出：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怕这怕那、裹足不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改革的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甚至落入所谓转型期陷阱。从现实来看，贫富差距、消极腐败现象等问题，有多种原因，但改革不到位是最重要原因。   观点四：温家宝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已经取得的成绩就会得而复失 这是温家宝谈政治体制改革时说的话。他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绩还有可能得而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本讲结论 以合理分解党内权力，强化监督制约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解决目前我国很多问题的总钥匙，包括腐败问题。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任何看似轰轰烈烈的反腐倡廉措施，只能是隔靴搔痒，不可能解决核心问题。 第二讲 怎样做好纪检监察工作？ 讲三个问题 一是对我省地税反腐倡廉形势的评价； 二是目前暴露出的问题； 三是如何做好纪检监察工作。 一、对目前地税反腐形势的评价 违法违纪行为查处情况 截至2011年底，全系统共查处违法违纪案件112件，党纪政纪处理情况，有近140名地税干部因违法违纪、或负有领导责任等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实施责任追究18人。被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18人；辞退、开除23人。 从这些违法违纪者（不包括对负有领导责任而追究者）的岗位分布看，征收管理（含发票）、基层税务所、税务稽查等执法岗位为违法违纪案件易发部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刑事处罚的共80余人，占到受处理人员总数的70％。这70％的构成是：县区局征收管理部门占30％左右，基层税务所占27％ ，稽查部门占13％。这三个部门就是我们所说的高危部门。 从时间分布看，给予相关人员党纪政纪处分的案件，1994年至2000年基本呈上升趋势，由 1994年的10起上升至2000年的18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