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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纪政教关系简论 【摘要】：在漫长的中古时期，欧洲长期处于教会的神权和国家的王权的二元统治制下，政教之争是中古欧洲政治史上极为重要的内容。王室与教会作为并存的两大政治力量，二者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并存。本文将以时间为线索，分三个阶段来论述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关系，简析其起因、经过和结果。 【关键词】：政权；教权；政教关系 欧洲的政权与教权是一对相辅相成、彼此需要的伙伴，世俗领域的最高统治者国王或皇帝视罗马教会为加强君权和控制臣民的手段，教权也需要依靠世俗政权来扩大影响、增强实力。这种复杂的政教关系在西欧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世纪前期，王权与教会的关系错综复杂，两者既相互支援，又不乏激烈的权益纷争，处于对立、统一状态；中世纪中期，教会的实力不断增强，“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之间展开了长期的以争夺最高统治权为核心的政治斗争；进入中世纪后期，王权在与教权的合作与斗争的制度化进程中走向强大，而教权则日渐没落。 一．基督教兴起与皇权支持 中世纪前期，王权与教权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的关系。一方面，教会需要国家的保护，需要王法处理世俗事务，并且教皇的选拔任免也需要得到国王的肯定；另一方面，王权也需要教会的支持、祈祷，并从教皇那里获得自己合法存在的依据。这样，教会和君主各有其独立管辖的领域，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共同管理人间的事务。 关于中世纪前期的政教关系的理论，首推教皇拉西乌斯一世在公元5世纪提出的“双剑论”，即上帝把象征最高宗教权力的剑交给教皇执掌，把象征最高世俗权力的剑交给皇帝执掌。自此中世纪的欧洲就有了“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这一说。 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赦令”开始，以后的皇帝们大都遵循君士坦丁大帝确定的基调，对基督教采取宽容和扶植的政策，基督教也因此从一个被犹太教赶出庙堂并屡受罗马迫害的地下宗教，转变为公开、合法的宗教，走上了正式发展的历程。在基督教最初的发展中，罗马皇帝的支持以及基督教与王权的结合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皇帝的宽容和支持也促使基督教自身的信念发生变化，向着相对保守、更利于与王全达成一致的方向发展。 西罗马帝国统治的后期，从克洛维皈依基督教到“丕平献土”再到教皇国的出现，这一阶段，王权与教权是和平相处，相互利用的，但教权始终臣服于王权。统治阶级为稳定统治，给自己的统治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圈，使人民安于天命，企图借助于神权来神化自己的统治，由此，统治者开始不断向教会供奉土地和财富，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教会经济。教会则借助于世俗权力来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这种关系在查理大帝写给教皇的信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他说，“我的天职是用武力保卫教会，使他不受异教徒的攻击，而神圣的教父，你的职责是用祈祷支持我的武力。” 公元751年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查理曼帝国分裂，拜占庭皇帝失去了对中部意大利的控制，教皇斯蒂芬二世借机提出了接替拜占庭统治意大利的要求。为了替教皇的领土要求提供理论基础，罗马教会在公元8世纪晚期伪造了一份文件——“君士坦丁的赠礼”。这一文件是基督教急于摆脱君权控制、实现对封建神权统治的一个信号，其实质是欲为教皇统治西欧和意大利制造理论基础。 联系到先前的“双剑论”和“君士坦丁的赠礼”，不难看出教皇借加冕及所赠予的头衔所表现出的意图，即教皇自认为代表上帝把统治帝国西部的权力转赠给了世俗君主，实际上是扶持世俗君主作为西罗马帝国的皇帝。教皇对世俗君主的加冕，一方面是对君权神授理论的实践，另一方面也将世俗权力置于教会的从属地位，尤其是置于教皇之下。 公元10至11世纪，格里高利一世在改革天主教会的同时，对“双剑论”进行了修正。他提出，上帝曾经把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都授予了教皇，而后教皇又把世俗权力委托给了世俗统治者，但是教皇保留了对世俗权力进行规范的权力，因而如世俗君主对权力使用不当，教皇有权罢免世俗君主。格里高利的新理论代表了中世纪天主教会的社会理想，即在尘世建立起一元化的神权统治，实际上是建立起教皇权的一元化统治。 二．教权的扩张与皇权的对峙 随着十一世纪欧洲经济的增长，教会的经济力量越来越大，逐渐想摆脱世俗政权的控制，克吕尼运动便是改革的典型代表。改革者要求严格教会管理，反对世俗政权对教会的操纵。克吕尼运动加强了教会的组织力量，最后由改革者与教廷建立起联系，而打破了数世纪以来，政教之间对峙与合作的局面。 格里高利七世与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的著名斗争，解开了中世纪教皇与德意志皇帝争夺权力的200年斗争的历史。亨利四世亲政不久，且刚刚平定了撒克森的叛乱，士气正旺，根本没有把教皇放在眼里。面对教皇的威胁，他同样召集了全德意志的主教会议，会上，反对教皇，拥护亨利四世的主教们谴责格里高利非正当手段获得了教皇之位，认为教皇选举必须经过日耳曼皇帝的同意是历来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