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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中的儒家生态意识 2012年09月05日 14: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5日第352期 作者：陈业新 浏览： 198 次 我要评论 字号: 大 中 小 ? ??? 【核心提示】当前，对儒家生态意识在中国古代环境保护实践中的作用，学界认识不一。本文分别从儒家生态意识和古代生态保护诏令的颁布、生态保护法律的颁行、生态职官的设置等方面，对此做出回答。? 　　儒学蕴涵着异乎寻常的生态意识，中国历史上有环境保护之实，为广大学者所认可。然而，对儒家生态意识在中国古代环境保护实践中的作用，学界认识不一。下面分别从儒家生态意识和古代生态保护诏令的颁布、生态保护法律的颁行、生态职官的设置等方面，对此做出回答。　　儒家生态意识与生态保护诏令的颁布　　古代帝王保护生态资源作用的诏令，多是在儒家生态保护主张的影响下颁布的。据《宋史》记载，真宗曾下诏：“火田之禁，著在《礼经》，山林之间，合顺时令。其或昆虫未蛰，草木犹蕃，辄纵燎原，则伤生类……”清初《御选古文渊鉴》在注该诏中的“火田之禁，著在《礼经》”之《礼经》时，分别引用了东汉郑玄注《周礼》“火弊”之“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莱除陈草”和《礼记》“昆虫未蛰，不以火田”，说明真宗这一保护昆虫等生物资源的诏令，就是在儒家生态意识的直接支配下做出的。另《宋史》所载高宗绍兴二十年二月颁布的“禁民春月捕鸟兽”诏令，也是受《礼记·月令》孟春“毋覆巢，毋杀”影响的产物。　　《大清会典则例》载称，乾隆于七年诏云：“《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不独以农事为先务……故因地之利，任圃以树事，任牧以畜事，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泽事……如果园圃、虞衡、薮牧之职以次修举，于民生日用，不无禆益。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凡资生养赡之源，不可不为急讲……督抚大吏身任地方，所当因地制宜，及时经理……俾地无遗利，民无余力……至于竭泽焚林并山泽树畜一切侵盗等事，应行禁饬。”诏令反映两个问题：其一，清初因人口增长甚巨，国家人口压力较大，朝廷于是颁诏要求地方官员提高土地利用率。其二，《周礼》中的山衡等官，主要职责与作用是管理和保护山泽资源。乾隆引《周礼》虞衡之职，虽然重点在于利用自然资源，但他同时又要求各督抚大吏“应行禁饬”地方“竭泽焚林并山泽树畜一切侵盗等事”，具有保护生态资源的意义。　　至于执行情况，可以20世纪90年代初敦煌考古发现的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四时月令诏条》（以下简称《诏条》）为例来说明。《诏条》内容和《礼记·月令》所载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儒家典籍《礼记》中有关生态保护的记载，在西汉末年被汉廷作为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诏令在全国推行。且《诏条》到达西北后，被地方官员书写在交通要道——悬泉置的泥墙上加以宣传，无疑有助于《诏条》影响的扩大及其贯彻执行；同时，朝廷专派和中（仲）为使者，督察《诏条》在敦煌一带的下达、执行情况。试想，上述生态保护诏令在敦煌都能得到如此认真、严肃的对待，那么在汉廷控制力较强的内地郡县，地方官员和民众对有关生态保护诏令的态度当自不待言。　　儒家生态意识与生态保护法律的颁行　　传统中国虽然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法，但古代以立法的形式加强自然资源的保护，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生态保护法律产生、发展过程中，儒学对之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第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对古代立法影响较为突出。有学者以《周易》为对象，考察了儒家“天人合一”哲学对古代法律的影响。儒家“天人合一”观具有整体、系统思维的特征，认为天、地、人合为一体，彼此相关，密不可分。受其影响，人们认为法律作为人类社会现象的一种，也不能脱离天地万物而单独从人类本身考察，法律既要调整人际关系，更要把天地万物一并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处理好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在利用天地万物方面，人类要“节以制度”，合理保护自然资源。　　第二，儒家生态保护主张被直接写入有关生态保护法律中，成为法律条文的一部分。其中最典型者，就是把《礼记》中的“时禁”等内容，形成律典文字。如秦律《田律》“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和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的“春夏毋敢伐材木山林……燔草为灰”的规定，就是《礼记》孟春“禁止伐木”、仲春“安萌芽，毋焚山林”、仲夏“令民毋烧灰”的内容；唐、明时期，不仅把儒家有关生态保护的主张写进律典，而且还进一步细化。如《唐律》“非时烧田野”条规定：“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长孙无忌等疏：“‘失火’，谓失火有所烧，及不依令文节制而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注云‘非时，谓二月一日以后、十月三十日以前。若乡土异宜者，依乡法’，谓北地霜早，南土晚寒……各须收获总了，放火时节不可一准令文，故云各‘依乡法’。”据此而知，其中“非时烧田野”就是《礼记·月令》的“时禁”之属；同时，律条中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