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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老龄化的生命伦理意蕴解读 　　摘要：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在21世纪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方略。健康老龄化的生命伦理学意义在于对老年群体健康和社会保障需要的关注，但还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的老龄观——将老年人及其群体只是看作“待养的弱势群体”。积极老龄化（积极的健康老龄化）的生命伦理学意义在于强调老年人仍然可以参与社会、经济、文化与公共事务，为社会发展作贡献，实现其生命的价值，因而更全面地体现了生命伦理学的原则。倡导积极老龄化生命伦理精神，须弘扬敬畏生命的伦理精神，强化积极老龄化的顶层设计理念，进一步开发老年人群体自身的学习潜能和自我实现潜能;须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积极构建年龄友好的社会伦理环境。倡导积极老龄化生命伦理精神作为一种身体力行的精神关爱行动，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对现有的一些产业进行结构性调整、大力开发适合老龄化社会的老龄产业，以满足老年人物质和精神需求;须进一步完善、整合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针对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长期照护体系，让老年人能得到有效的健康服务;须进一步健全立法监督管理机构，加强老龄事务的立法工作和法律监督，提高测评和监督水平。 　　关键词：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生命伦理学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在21世纪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是速度快。有关人口统计表明，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需要的时间是：法国为115年，瑞典为85年，美国为66年，英国为45年，而我国则只为约25年。其二是基数大。我国是世界上首个老年人口突破两亿的国家。人口预测显示，到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7%，人口总量达到2.48亿，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超过3000万;2020年后，进入加速和重度老龄化发展阶段，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高龄老人规模达到9500万，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比重将从目前的1/8增长到约1/4。其三是未富先老。其他国家都在社会财富、社会保障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我国则在经济还不够发达、国民财富还不能有效承担老年人迅速增长带来的压力时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由此可见，我国老龄化问题相当严峻。[1]在应对老龄化呈快速增长趋势的过程中，学者们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继而又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方略。本文试图从生命伦理学①视域解读积极老龄化的生命伦理意蕴。　　一、从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的生命伦理学意义　　首先，健康老龄化的生命伦理学意义在于其体现了对老年群体健康和社会保障需要的关注。就健康老龄化而言，可以追溯到1987年5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这次大会首次提出了“健康老龄化”概念，并且把“健康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列为老龄研究项目的主要研究课题。1990年在哥本哈根世界老龄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把“健康老龄化”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发展战略。1993年第15届国际老年学学会布达佩斯大会，将“科學要为健康的老龄化服务”作为会议的主题。有学者认为，“健康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晚年保持躯体、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健康状态，将疾病和生活不能自理的时间推迟到生命的最后阶段”[2]。我国著名人口学家邬沧萍教授认为，健康老龄化着眼于老年群体的健康长寿，通过发展老年医疗保健、加强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不断提高健康老年人比重，让老年群体的绝大多数人健康长寿，并过着有尊严、有保障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进而将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使社会经济不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而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并使社会生活充满活力、社会和家庭的代际关系和谐、各年龄群体公平地享受社会发展的一切成果。[3]显然，健康老龄化理论不仅注重老年人的生理健康，而且注重发展老年医疗保健、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与社会家庭代际和谐的内在关系。值得肯定的是，健康老龄化理论的确对整体提高老年群体的生命长度和生活质量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　　从生命伦理学视域看，健康老龄化理论十分关注老龄化社会老年群体的健康和社会保障需要需要，其关注重点在“老龄健康”上，较为注重对老年群体生理健康的提升，而老年群体的社会权利[4]包括老年人的行动能力和社会功能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可见，健康老龄化理论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的老龄观，依然只是将老年人及其群体看作是“待养的弱势群体”（他们体弱多病、迟钝、糊涂、狭隘等），进而放大了老年群体的依附性。因此，在传统养老模式中，家庭和政府是养老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老年人是被动的接受者，这就造成了老年人在养老体系中的主体易位和权责让渡。与之相应构建的养老关系模式也就仅仅是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单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