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两汉的今古文之争 .pptVIP

第二节 “微言大义”是后代主要的读经模式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汉祚潜移，今文经早已失却其所为统治工具的作用而从此沉寂，古文经的经典注疏也不足以厌悦人心，马融、卢植、郑玄、许慎在古文经的形式下走上了综合古今的折衷道路，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自是以后至清嘉庆间，所行者大体皆古文经，然“微言大义”却是其间主要的读解模式。 魏晋的主导思潮是玄学。玄学并不是“玄虚之学”，也不是逃避现实不涉世务的空谈，而是以注释《老子》、《庄子》、《周易》所谓“三玄”典籍为形式，以老庄的天道自然来论证儒家纲常名教的合理性，以道释儒、儒道结合的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 他们的初期代表人物何晏、王弼宣扬“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目的再于使掌握实权的门阀士族驾驭皇帝；又鼓吹“名教出于自然”，推导出封建伦理永恒不变的主体思想。他们的后期代表人物向秀、郭象进一步宣扬“名教即自然”，推导出人与人有上下、贫富、贵贱、尊卑之分都是自然的结论，以此要求人们各守本分，不可逾越。 中国封建社会至唐代发展到繁荣阶段，文化思想也发展到新阶段。唐太宗李世民“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治国思想来源于孟子的民本论，而“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名言几乎与荀子语言相同。高唱“欲为圣朝除弊政，岂将衰朽惜残年” 的韩愈著《原道》，不过是在儒家经学历史的基础上叙述了国家的起源与本质，从而淘汰了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论，赋与了封建国家存在的人文主义性质，为封建专制找到了新的理论根据。柳宗元著《封建论》，也不过是运用儒家大一统的原则论证郡县制“摄制四海，运用掌握之内”的优越性，为封建国家找到了较好的存在形式。 可以说，唐代是在注释典籍的文化氛围中解决现实问题从而发展文化，通过李世民的治国思想、韩愈的国家起源说和柳宗元的封建论而把中国地主阶段的国家思想发展到最高峰。 新学代表王安石注释《诗》、《书》、《周礼》，合称为《三经义》，阐发了“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进化的历史观以及“三不足”的变法胆略，成为后世改革效法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关学创始人张载注《易》而作《正蒙》，“俯则读、仰则思”，目的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至于占主导地位的理学，不过是在注释儒家典籍的形式上形成的把儒家思想哲理化的思潮，其以微言大义为封建统治的目的十分露骨。二程、朱熹以他们所臆测的宇宙发生及运作规律——天理，去论证所谓封建秩序，以“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去导引人们以天下之物中的“天理”印证心中“所有”——实际是受封建教育而有的封建伦理，以儒家道统即十六字“真传”——“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去论证“存天理、灭人欲”的合理性。 黄宗羲研究了宋元明等代儒学，著成《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等书，在“古也如此、今也如彼”的格调下阐述了反封建专制的政治思想。 顾炎武反复批判“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主之典，不综当世之文”的清谈士风，提倡真正读懂古书，然他倡导回归本义的真正目的是为现实服务，“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乾嘉年代的汉学，是古文经或者回归本义读解模式发展的顶峰，确已进入繁琐考证、饾饤琐碎、故纸绝学之意境，但也不可绝对否定。且不说戴震抨击“以理杀人”的真知灼见，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对程朱所谓十六字道统真传的实质性否定，就汉学的整体而言，它是以“复汉”的形式而对空疏“宋学”的一种反动，其政治趋向隐含其中，这种否定到一定程度，便不可避免地要迸发出一股思想解放的思潮来，至道光年间，龚自珍便以如橼之笔给社会以批驳，为封建专制敲响了丧钟。 第三节 “改造以切实用”是近代人处理典籍和西学的主要手段 步入近代，由于西学的传入，典籍的范围大大扩大了。另一方面，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和复杂化，学者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远非古代先哲们所能预见，于是读解方式暗暗发生了变化，今文经之微言大义读解方式突出起来。 早在清代中期，大约与戴震同时，庄存与起来研究《公羊春秋》。他及其著名学生刘逢禄、宋翔风都是常州人，所以被称为常州学派。常州学派的形成，标志着今文经学在沉寂一千余年后重新崛起，它很快地被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学习并利用而为改革服务。 这是因为： 其一，今文经学属于经学范围，有合法性可以利用。 其二，公羊学强调“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可以供自由发挥。 其三，公羊学中“张三世”、“通三统”的观点，尽管属于循环论，但可以被改造为历史发展观。 受今文经学的影响，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都程度不同的、自觉不自觉的用微言大义的读解方法，去改造外来的和中国的历史典籍。 洪秀全从农民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出发去读《劝世良言》和《圣经》，对基督教的内容作了改造：抛弃了鼓吹忍耐顺从的内容，而把基督变成了“斩邪留正”的复仇之神；不仅把希望寄托于渺茫的来世和天上，而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