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旉农书》与“三才”理论——《陈旉农书》与《齐民要术》农学思想的比较.docxVIP

《陈旉农书》与“三才”理论——《陈旉农书》与《齐民要术》农学思想的比较 ;的传统农业技术体系，或称传统农法[1];，包括两大系统：以旱地为中心的北方农法和以水田为中心的南方农法。两者有共通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在南方农业中，江南农业长期以来处于先进的地位，是最有代表性的。江南农业唐宋以来形成精耕细作技术体系，而第一个对它进行系统的是《陈旉农书》。因此，要以水田为中心的中国南方农法，尤其是研究南方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应从《陈旉农书》开始。对于《陈旉农书》，前人已多所研究[2];，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陈旉农书》农学指导思想——“三才”，与《齐民要术》作一比较，从中可以看到《陈旉农书》比前代农书有所前进的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江南农法的某些特点。 “盗天地之时利”命题的提出 “三才”理论是在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的农业实践的结晶，又反过来成为中国传统农学的指导思想[3];。研究中国传统农学，不能不接触“三才”理论。贾思勰和陈旉农学思想的中心都是“三才”理论。贾思勰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入泉伐木，登山求鱼，手必虚；迎风散水，逆坡走丸，其势难）。”（《齐民要术·耕田第一》）在《齐民要术》中，这一精神贯彻到农业生产技术的所有环节中，集中表现为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的“三宜”原则[4];。《陈旉农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如：“故农事必知天地时宜，则生之蓄之，长之育之，无不遂矣。”“然则顺天地时利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则百谷之成，斯可必矣。”（卷上《天时之宜篇》）具体到育秧，“欲根苗壮好，在夫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三者皆得，又从而勤勤顾省修治，俾无旱干水潦虫兽之害，则尽善矣”（《善其根苗篇》）——;“时宜”、“地宜”、“物宜”加上人的勤勉——这正是“三才”理论在育秧上的运用。 毕业论文 陈旉在“三才”理论表述上除对前人的继承外，也有所创新，集中表现在“在耕稼盗天地之时利”（“天时之宜篇”）这一命题的提出。“盗天地之时利”一语源出《列子·天瑞篇》：“吾闻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亡非盗也。夫禾稼、土木、禽兽、鱼鳖，皆天之所生，岂吾之所有？然吾盗天而亡殃。”陈旉自号“全真子”，是道家的信徒，接受属于道家的《列子》的有关理念不足为奇；但不应把它简单归结为道家思想的或对前人论述的蹈袭，因为陈旉把它作为自己农学理论的纲领。石声汉甚至称《陈旉农书》为“以‘盗天地之时利’;为目标的农书”。因此，我们应该从《陈旉农书》所载的农学和农法中去理解它的全部意义。 “盗天地之时利”这一命题的“新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比“顺天时，量地利”显然更为积极主动，反映出一种更充分地利用界所赋予的光热资源和水土资源的要求。二是以前农书一般分言“天时”、“地利”，陈旉却把它们合在一起，称之为“天地之时利”，这是由于他认识到天时地利的不可分性。三是《陈旉农书》全书突出一个“宜”字，“天地之时利”或称“天地之时宜”，也就是“天地时利之宜”。这个“宜”，反映了从实际情况出发，遵循自然的这一根本要求。“宜”与“利”可以相通：只有得其“宜”，才能获其“利”——这是一种符合辩证法的认识。 毕业论文 关于自然规律，《齐民要术》借用《淮南子》“势”的概念，揭示了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性质[5];。《陈旉农书》对自然规律的某些根本特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自然规律的一个特点是能够重复的，因而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陈旉称之为“常”和“必”，而把与之相对的偶然性称之为“幸”；他认为，农业上遵循的法则应该建立在这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求取其“必效”，而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侥幸成功之上。他主张：“深思熟计，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终必有成遂之常矣，岂图苟徼一时之幸哉！”（《财力之宜篇》）又说：“古人种桑育蚕，莫不有法，不知其法，未有能得者；纵或得之，亦幸而已矣。盖法可以为常，而幸不可以为常也。”（《蚕桑叙》）[6]; 《陈旉农书》卷上属于总论性质，其篇章不是按作物而是按专题划分的，称为“十二宜”。这“十二宜”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要讲天时及其利用的，2篇（“天时之宜篇第四”、“六种之宜篇第五”）；第二类是主要讲土地利用及耕作培肥的，4篇（“地势之宜篇第二”、“耕耨之宜篇第三”、“粪田之宜篇第七”、“薅耘之宜篇第八”）；第三类是主要讲经营管理的，6篇（“财力之宜篇第一”、“居处之宜篇第六”、“节用之宜第篇九”、“稽功之宜篇第十”、“器用之宜篇第十一”、“念虑之宜篇第十二”），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与“三才”理论的天地人相对应的。下面，我们分别进行一些考察。 毕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