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培养方式.docVIP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培养方式 李修生 1950年，我参加了第一次全国统考， 考入辅仁大学中文系。那个时候大学专任教师很少，多是聘任教师。老师可以同时被几个学校聘任， 所以各校都有好多名师。怎么聘任呢?一是系主任邀请，一是让学生到向往的知名人士家里去邀请，我记得去过沈从文、陈白尘等先生家。课外活动也很活跃，我听了赵树理先生的一个报告，题目是《北京人写什么?》，随即参加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开始写快板，其中《人民的电车》就是赵树理先生给我修改的，发表在《新民晚报》上。我又跟我们系的两位学长组成马雅科夫斯基小组，每天写一首墙头诗。我一开始不是搞古典文学研究的，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而已。 邹青 那您后来怎么走上了古典文学研究道路呢? 李修生 1952年，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在院系调整中合并。1954年毕业时，老师找我谈话，我说家庭经济不是太好，想赶快工作，但是老师说：现在高校发展很快，很缺教师，希望你考研究生。于是我就考了古典文学的研究生。 邹青 您的导师李长之先生在哲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及现当代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文学创作、翻译等方面均有建树，还是一名拥有独立学术品格的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先生对您的指导有什么特色呢? 李修生 我报考的时候，研究生的名称是副博士研究生。入学之后，学校取消了副博士的名义，并且规定不实行导师制，教研室根据学生年度作业的题目安排更换导师。但有意思的是，我从始至终是李长之先生指导，所以实际上我还是李先生的学生。李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搞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他真正懂德文，读过黑格尔的作品，在编译局工作的时候曾计划编译《黑格尔全集》。李先生二十四岁即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鲁迅批判》，受到鲁迅先生和文坛的关注，后来却成为他反动的证据。实际上他认为批判是将研究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内，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进行剖析和评判，以便取得更深刻、更准确的认识。 李先生教古典文学时注意一些理论和宏观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编撰的高等师范院校古典文学教学大纲就主要出自他手。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 他从来没有用他的看法约束我，也很少引用黑格尔或其他外国理论家的话，主张学生从作品出发，独立思考问题，以自己的感悟为依据。无论是在政治运动中，还是比较强调学习的时候，他和我谈业务问题，都用平和的态度、和缓的语调进行具体分析， 不会简单化地联系政治或理论。例如，他当时是北京市文联理论组组长，在批判古史辨派时，他也有符合当时要求的会议发言，后来登在报刊上，而我当年的学期作业《古史辨派的〈诗经〉研究》就没有受当时舆论的影响。 邹青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培养方式 有什么特点呢? 李修生 师大的古典文学专业有个传统，重视文献，要求学生读元典。前些年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国学所还要求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点读十三经。他们说笑话：不但自己点，太太们也陪着点。当时李长之先生没要求我点读十三经，让我第一年点 读《诗经》《楚辞》，第二年点读李白和杜甫的集子。 邹青 李长之先生并不主要从事戏曲研究，您是如何与戏曲研究结缘的呢? 李修生 学校要求研究生一个学期写一篇作业，最后一年写毕业论文。我的第一篇作业题目是《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模式》，第二篇是刚才提到的《古史辨派的〈诗经〉研究》，第二学年我写了关于《孔雀东南飞》和李白的文章。因为了解到日本学者八木泽元有明代剧作家方面的研究成果，觉得中国人也应该有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毕业论文题目确定为《明杂剧研究》。但1957年开始了政治运动，论文没有写出来我就毕业了。去江西师大工作后，我给毕业班讲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戏曲部分。1959年，我回到北师大中文系后参加了《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正是因为《明杂剧研究》这个题目，我承担了较多戏曲部分和元代文学的任务，这是我从事这些课题研究的起点。 邹青 游国恩等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文学史研究进程中的重要事件，您参与其中的时候还很年轻，请谈一谈当时的情况。 李修生 我回到北师大后，正逢中央调查知识分子和高校的问题，教育部、北京市委、北京师范大学参与了这项调研工作，我跟随我校陈灿老师做了一点儿具体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各校都没有教学方案，1960年我刚任讲师就被抽调去参加全国文科教材工作会议准备工作，这个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制订高校文科教学方案。筹备阶段和会议期间的中文组组长分别是郭影秋先生和冯至先生，我和北大的郭锡良学长一起做中文组的成员和秘书，参与中文系教学方案的制订。 1961年，我又作为青年教师参加《中国文学史》高校教材的编写，在北京大学专家招待所住了两年零三个季度，那时候外边是政治运动，而编教材是政治任务。我们用车把图书馆的书拉来，老、中、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