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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的动力机制与发展逻辑 徐义国 时间：2018-06-04 来源：东方财富网 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 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 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 清洁能源产业。”这一明晰高远的决断，概缘于世界各国目前已无法 回避的、关涉人类生存的最重大命题：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十九 届三中全会则更进一步将“污染防治”明确列为三大攻坚战之一，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毫无疑问地已经成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几乎每 一个经济体都开始面对成本与效率、速度与质量、增长与污染的抉择， 环境与发展这一超越地域的全球性问题向人类提出的挑战正在变得 日益严峻。探求和践行“绿色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发展逻辑已经成为 世界各国经济社会的共同主题：着眼于制度环境和经济体系的绿色化 战略取向，发挥金融体系、金融机构及金融产品在产业导向中的资源 配置作用，逐步确立并不断优化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赖以支撑的演进 动力与市场逻辑。 从共识到机制 对绿色金融的认知和实践，肇始于人们对环境与经济关系的关注。 发展到今天，绿色的内涵已经从针对增长极限和绿色经济的理论和政 策的探索拓展到与环境、生态和资源相关联的实体产业；金融的指向 也已从政策指引和公义劝导落实到金融体系、机构和产品的市场层面。 “绿色”已经成为解决极限问题的共识 美国经济学家麦多斯在 1972 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 出，如果实际上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关系不发生重大变化，由于 粮食短缺、资源耗竭、污染严重，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等因素的 变化，人类社会将发生非常突然的和无法控制的崩溃。为了避免人类 的崩溃并保持“全球均衡状态”，他设计了包括人口控制、资源回收 和污染整治在内的解决方案。同样，着眼于研究如何利用经济杠杆来 解决和应对环境污染问题的环境经济学，将环境的价值纳入到生产和 生活的成本中，杜绝无偿使用和污染环境。与此接近，生态经济学和 资源经济学在论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方面也提供了大 量文献。概言之，最终体现在极限问题上的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以经 济社会的绿色化谋求解决是不容置疑的全球共识。 “绿色”的实现机制：金融的力量 “绿色经济”最早出自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于1989 年出版 的《绿色经济蓝图》。在绿色经济模式下，众多有益于环境的技术被 转化为生产力，通过有益于环境或与环境无对抗的经济行为，实现经 济的可持续增长。绿色经济的本质是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 可持续发展经济，是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能源以及 有益于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平衡式经济。因应于 这样的经济体系和发展取向，金融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具导向 意义的元素，其自身的理念倾向与范式选择至关重要。2003 年6 月4 日，作为“综合治理与解决环境与社会问题的准则”的赤道原则发布 并被花旗、巴克莱、西德意志银行等 10 家银行所采纳。该原则包括 8 项绩效标准和 63 个行业的环境、健康、安全导则，以成熟的、系 统化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体现为一套非国家政府参与的“自我规制型” 规范。目前，认同和采纳赤道规则理念和规范的国家和地区陆续加入， 这种全球范围内金融范式的革新所产生的市场力量应是令人期许的。 演进动力：市场与公义的共赢 金融的市场化禀赋本身不会生成绿色化的自发性动力，在追逐超 额利润的动机下，如果生态保护有碍于利润的最大化，市场主体甚至 会枉顾和背弃所谓的“公义”。尤其在发展初期，绿色金融必须依靠 人为的战略性指引或非市场力量引导。从这一角度看，绿色金融的本 质是取得资源和运用资源的一种成本取向和价值理念。从目前的资源 配置规则和市场逻辑而言，更是一种市场行为的原则性矫正。而这种 矫正的动力，最理想的发端应是在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调整中，最终将 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让渡给市场，实现市场与公义的共赢。 经济发展及科技创新的“绿化”取向 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质疑和否定环发大会以来所依 赖的以金融、消费为主的非物质性、虚拟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加大对 新能源、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汽车等研发及基础设施投资，推进“再工 业化”，试图以此促进经济复苏并在未来全球经济竞争中继续占据优 势地位。当前，科技在资源、能源、环境、防灾减灾、公众健康等领 域的突破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