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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探研史学毕业论文 目录 一、出土文献概念的形成与界定 20世纪20年代 二、出土文献与文献学 一般地说 三、出土文献与历史学 正文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古史研究领域中的“古史辨”大讨论，推动了当时学界对于出土文献的认识、重视和利用，开启了近代以来我国出土文献发现、整理、研究的新时代，而出土文献概念的最终形成与科学界定，为现今我国出土文献学体系构建奠定了基础。出土文献本身是文献，出土文献的文献属性，决定了出土文献与文献学有密切的关系，出土文献不仅需要文献学意义上的整理研究，反过来出土文献研究又丰富发展了传统文献学研究的内容、理论和方法。出土文献本身是史料，保存了大量传世文献所没有的新资料，极大地推动、改变、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出土文献对于整个历史学科具有证史、补史、纠史、撰史等方面的功用和价值 关键字：出土文献；文献学；历史学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2-0159-06 2013年9月11日、11月14日《光明日报》“理论?史学”版相继刊发李学勤《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朱风瀚《出土文献与考古学》、黄德宽《出土文献与汉字研究》和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吴振武《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等重要文章，从不同学科角度出发，集中对出土文献的价值与意义进行解说，读后深受启发，获益良多，但亦颇有意犹未尽之憾。本人不揣谫陋，愿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拟就出土文献概念的形成与界定、出土文献与文献学、出土文献与历史学等方面问题略陈管见和补充，以期裨益于现今我国出土文献学的构建。 一、出土文献概念的形成与界定 《光明日报》“理论?史学”版所刊发的上述文章，就其题目、内容与主旨所指，不难看出，皆在“出土文献”。毋庸置疑，时下一股出土文献理论探讨的热潮已经兴起。众所周知，我国出土文献的历史非常久远，如西汉初期的“孔壁中书”和西晋初年的“汲冢竹书”，但“出土文献”一词，却是最近十几年才在学界逐渐通行的，出土文献研究的理论、范式和方法等尚在不断构建和完善中。上述诸文，大家名作，高屋建瓴，无疑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然而对于出土文献概念形成的学术史梳理的缺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该组文章主旨的深度领会。 实际上，用以指称那些从地下发掘出土的古代文字资料的“出土文献”一词，虽然出现和使用的时间较短，出土文献概念形成、发展与完善的历程，最早却可追溯至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中国现代史学流派――古史辨派，掀起了一场新的辨伪古史、辨伪古书的疑古思潮，不仅认为夏代只是传说的堆积、商代历史无征可信、西周以前的历史都不可靠，而且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其意更是在于使人不要盲目信从前人关于古史的各种记载。“古史辨派”疑古过头的做法，招致了来自当时学界各方面的批评，鲁迅先生曾谓“他（指顾颉刚）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王国维1925年在《古史新证》讲义中也说：“疑古之过，其于怀疑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针对古史辨派的“破”而不“立”（重新复现古史真相），王国维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来研究古史。他指出：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使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上述王国维所称的“纸上之材料”，指的是古书，即传世文献，亦即古史辨派所疑古辨伪的那一部分古书、文献；“地下之新材料”，从该文引证材料看，主要是指当时从地下发掘出土的甲骨卜辞和金文，这些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出土文献”。不难看出，20世纪初中国古史研究领域中的“古史辨”大讨论，推动了当时学界对于出土文献的认识、重视和利用，开启了近代以来我国出土文献发现、整理、研究的新时代。 近代以来，对于出土文献相关研究最早系统做出理论性探讨的，无疑首推王国维。他在《古史新证》讲义中曾说，“地下之材料仅有二种：（一）甲骨文字，（二）金文。”不过，同年他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中对“地下之新材料”的内涵又做了如下表述： 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 在这里，王国维除甲骨文、金文外，又将“地下之新材料”扩大到汉晋木简、敦煌文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