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nmusilgy：年代以来的十种新趋势 （）主流已纳入人类学的 .docVIP

Ethnomusicology：80年代以来的十种新趋势 （1）主流已纳入人类学的范畴。该学科的学者“将自己视作人类学家，将这一学科视作人类学的分支。”他们“关注人类学的问题”，“试图将音乐结构问题……同人类学问题结合起来”，研究“音乐与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音乐事象（event）以及语言之间的关系”（赖斯，1987），ethnomusicology已等同于anthropology of music（音乐人类学），在许多文章中两种名称常交替使用。纵观一个世纪以来这一学科（包括比较音乐学）内涵中人类学比重的不断增长，笔者预料也许会出现一个含义空前广泛的新名称，姑且杜撰为“人类音乐学”（anthropo-musicology），以代替现在不确切地译作“民族音乐学”的ethnomusicology。 （2）着重研究人类的音乐行为、而非音乐作品。即“强调人创造音乐（music-making）的过程、而不强调成品”。这里“创造音乐的过程”，亦称“音乐的生成过程”，系指人类创作、表演、体验音乐的过程，或曰使用、传播、维持音乐的实践（赖斯，1987）；“成品”泛指一切音乐，不仅仅是专业音乐。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使用音乐的人及其音乐生活（荣鸿曾，1986），而传统的对音乐本身的分析则“降到了较低的层次”（赖斯，1987年）。该学科更感兴趣的是音乐的外因（extramusical），试图通过外来因解释音乐的内因（musical）（拉恩，1987）。 （3）历时法开始与共时法并重。有人提出“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的学科名称（谢勒梅，1980），更多的人主张“从各种历史观点出发研究音乐应是当前ethnomusicology的目标”（比拉夫斯基，1985）。可在共时的音乐研究中“研究作为过去遗产的历史形式”，也可对该学科学者“所着迷的变化问题”（或曰“传统”）作历时的研究（赖斯，1987），即重建某种文化的音乐史（如恩凯蒂亚正在撰写的非洲音乐史）。二十多年来，该学科否定了比较音乐学的历史进化论，现在重新提倡历史方法，既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又是一种螺旋形的上升，即不是简单重复比较音乐学的历史观、而是借用了文化人类学历时一共时法的历史观来探讨变化与静止的辩证关系。 （4）开始借助心理学研究个人的创造和体验。涉及的问题有：“个人形成声音的心理过程”，“特定乐曲的创作、即兴和表演”，“对音乐形式和结构的观察”，“音乐介入时感情、身体、精神和感官等的体验”，“个人对组织音乐的体验及其……认知结构”（赖斯，1987），以及个人与传统（或历史）的相互作用（西格、哈伍德，1987）。这一新趋势使本学科继关注历史一进化问题和关注社会生活问题之后、进入了关注历史、社会中的个人的第三阶段（赖斯，1987）。 （5）与音乐社会学的接近。本学科和音乐社会学都研究不同社会中音乐的社会功能及其变异。在现阶段，前者侧重于描述音乐的社会功能，即事实的层面（如音乐的组织结构同社会结构的关联），后者从社会学的观点深一层地观察这一功能（苏皮奇克，1987）。有人提出“音乐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是音乐的社会制约，而ethnomusicology所研究是音乐的文化制约”（苏皮奇克，1987）。但在实际研究中表层与深层、社会与文化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如胡德所称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一综合体。 （6）多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上述各点已显示出本学科借助了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学科。实际上所援引的学科还有：生物学、生态学、符号学、民族学、表演一传播民族志、结构主义、象征身心交感论、马克思主义、解释学以及几种方法兼收并蓄（赖斯，1987）。如80年代末内特尔（1989a）又回到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并有新的开拓（单位论、二元论等）。显然已不是60、70年代传统的语言学模式（近年来仅有休斯这样偶见的例子，1988），而是宏观的文化人类学模式，即将结构主义分析的层面从音乐自身升格到音乐外因，力图以共时的文化主义与音乐学划清界限。 （7）多视角的研究。多学科的研究势必造成从不同角度、在更广泛意义上解释音乐现象。如源于结构语言学、音位学、符号学的主位和客位（emic，etic）、或称局内—局外的研究角度（据内特尔1983年所称，ethnomusicology的方法已渐渐从传统的客位转向主位，并有可能将两种角度结合起来），以及组合与聚合（syntagme，paradigm）、即横向与纵向的分析角度（后者又称“联想”关系，已广为运用）（山口修，1983）。此外，如赖斯1987年所提出的整体模式的研究中历史—社会—个人三种因素之间的双向关系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视角。近年也出现了不少角度很有新意的课题，如《珀塞尔时代的剧院建筑及其对珀塞尔“戏剧歌剧”的影响》（雷迪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