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的真正方向:主人翁意识与企业家精神的结合管理论文.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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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5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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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的真正方向:主人翁意识与企业家精神的结合管理论文.doc

国有企业改革的真正方向:主人翁意识与企业家精神的结合管理论文 正文 摘要:国有企业改革的真正方向:主人翁意识与企业家精神的结合 作者:未知 国企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特征并不能保证其社会主义属性 资本主义文明中也有平等的要素,突出地体现为人作为资本自我复制一自我繁殖所利用之对象的平等,即等价物意义上的平等,因而这种平等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单纯的公有制并不足以保证经济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如苏联长期实行的全民所有制,本身并不能够保证苏联经济一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其核心之处,尚不在于西方经济学意义上所谓的“所有者悬置”,即因所有人都是所有者而造成无人实际行使所有权一一这只触及此问题的表层维度;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带有明显官僚等级制特征的人与人之间的依附性关系,并没有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取消,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强化了。而当公有制被界定成是由国家代表所有人民来行使所有者权益的时候,即公有制被化约为国有制的时候,这一问题便更显突出:生产资料所有意义上的平等本身不能够保证人和人关系的平等,人和人关系的不平等所导致的各种压迫性、依附性的关系不断固化,会导向某种支配性的、奴役性的整体社会关系的塑造。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特征并不能够保证它的社会主义属性,单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同样可以指向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列宁在推行“新经济政策”时已经明了的事实(这一阶段苏俄-苏联的公有制企业是以德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为学习对象的,德国所发展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正是国家资本主义颇有生命力的体现形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要弱化公有制,而是说,单纯经济意义上的公有制还不足以保证社会主义的性质。 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在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维度上,丝毫不应弱化,而要大大加强才是。即以北欧国家的标准为参照,公有制成分在其整体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之当下的中国要高得多。在中国当下的学术思想界乃至政府系统,一个颇为吊诡的现象是:大量在政治理念上支持以北欧国家为典范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人群,在经济领域中却支持进一步的去国有化和私有化。显然,这一人群所使用的逻辑是不统一的。如果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所应学习效仿乃至追求的一种理想制度,那么参考挪威、瑞典、芬兰的国有企业占其国民经济的比例(根据2013年世界贸易组织国别经济成分信息数据,分别为72%、68%和56%),对照当下中国国有经济在全国工业资产总额中不足30%、在全国企业总资产中甚至不足20%的现实,则进一步提升(而绝非降低)国有企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才是正道! 国有企业的问题与解决之道 尽管国有企业本身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原则在生产资料领域的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企业有两重含义:第一,其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因而能够保证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地位的平等,即人与物关系的平等;第二,企业的员工和管理者作为企业的主人翁参与到企业的决策、管理、运行、经营的方方面面,因而不存在依附性、压迫性的人和人的关系,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同样是平等的。 以此观照,国有企业基本可以保证第一条,即人和物的关系可以表现为相对平等的关系。但这种人和物关系的平等并非直接对应于人和人关系的平等。而人和人关系的真正平等,必然意味着平等与觉悟这两种品质的有机结合。 各种对于国有企业存在之问题和弊端的批评意见,多集中于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天然不适合进入完全市场化竞争的领域。持此类意见者往往把国有企业的利润主要解释为由特殊的垄断地位所致,不承认或(更确切地说)不愿承认国有企业可能在高度竞争化的市场环境中凭借自身力量成为优胜者。 对于此类意见的回应:第一,这种对国有企业的表述本身是很不客观的,完全可以举出诸多反例,如在机械制造领域和建筑工程领域有非常好的国有企业,它们从世界范围看都有非常强的竞争力。第二,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要看以何种参照系来对比衡量。将类似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超大型国企和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放在一起比较决策效率,是非常荒谬的,这种意义上的效率低下在更大程度上是与企业的规模和因为这个规模所形成的等级制度、漫长的决策链条一机制相关的,而这恰恰是传统的带有垂直科层化特征的各种类型、各种性质的企业所共有的特征。 自然,这样的理论在某种层面上也触到了现实:人是有私利和私欲的,而国有企业中人的私利和私欲,在一种严格监管的机制下显然是受到压抑的。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某些人将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描绘为充分承认这种私利与私欲的合理性,进而鼓励国有企业的管理层通过企业私有化形式转变为企业所有者,承认其私利私欲并将其加倍放大,从而催生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替国有企业辩护的呼声在舆论上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因为国有企业的机制确实压抑着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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