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论战的几点思考.pdfVIP

内容提要：1998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相关专家起草民法，至今快七个 年头了，虽然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民法典的诞生。但是，在这焦急的 等待的过程中，我们确有了众多的收获。在这七年的时间里，各位起草专家自 然是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来设计和构建这个伟大的法典。除此之外，各位法律 人也对民法典的制定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由此，包括上述专家在内，在中国 的民法学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论战，就影响力而言，虽然这场论战的范围 和时间与萨维尼和蒂堡的论战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虽然这些论战中辩论的特 征并不明显，但是这场论战的范围还是对民法典的本质、民法典的体系、民法 典中应当设立的新制度等问题均有所涉及。这些素材将成为中国民法典制定的 理论基础。受此激发，本文试着就民法典产生的意义，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的 相关论战的观点进行阐述，并就相关问题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一、一部权利法案-中国民法典制定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受制于思想和认识上的局限性，国家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 书，建立将要实行民主和赋予人民充分的权利的新政府。抛开虚无飘渺的“神 授权利”的自然法的理论不谈，我必须承认的是，国家的民主和人民的权利均 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权利的产生都是良法构筑 和赋予的。没有具体良法的制定和完善的法律体系的构建，民主和权利都将失 去依托的平台。自然在废除了六法全书之后，如果不能建立一套科学、民主的 法律体系，建立民主的政权和赋予人民充分的民主均将成为一句空话。从1954 年宪法的颁布及变迁到刑法典、相关诉讼法典的制定和修正，中国政府虽然努 力着完善着法律体系的建立，构筑着民主和权利依托的平台，但是在不具备基 本的物质条件和法律理念的情况下，目的与效果相去甚远。虽然宪法作为国家 的根本大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构筑，但是这种宣誓性的权利在没有具体的 部门法保障的情况下只能是一种宣誓罢了，因为在中国宪法并不能成为公民行 使和保护自己权利的依据。而刑法典及相关诉讼法典也只能从保护局部人的局 部权利，而对与每个人，每个人的具体生活都紧密联系的相关权利却缺乏一部 法典的规划，这就是中国民法典的缺失。 作为自然人而言，无论到了什么时代， “衣食住行”都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 满足这些需要是个体的基本权利，物质权利的取得和享有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为了这些基本需要，交易自然必不可少，因而为了规制利益的均衡，保护交易 的安全和高效也十分重要。同样，在日常的生活中，婚丧嫁娶也是与每个人密 不可分的，在这些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地位与身份的调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 会的进步，人的物质需求自然是愈来愈有内涵，同时人的精神需求也会应运而 生，渴望地位的平等和人格的尊重成为个体的迫切愿望。社会财富的有限性和 自然人攫取利益欲望的无限性从来都是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矛盾体。因此，赋 予个体获得利益的权利是个体生存的第一需要，同时使得权利得以行使并且制 止权利的侵害和权利的受损救济是个体存续和社会和谐的客观需要。如此，由 自然组成的各种组织体也将遵循这样的逻辑和规律。而权利的赋予和救济的依 据只能是良好的法律。民法恰恰是调整社会上的自然人与组织体获取物质和精 神利益需要，并且维护社会交易安全、高效的最基本的法律，她是社会主体生 存和发展所必须的基本权利的直接来源，因此，一部科学、善良、公平的民法 典才是一部真正的权利法案。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很长时间都没有调整社会主体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基本 法律。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虽然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但是就今天的社会 发展和国家的法律体系的客观要求来说，制定民法典取代通则已经是一个迫不 及待的事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体的自由意志得到充分的尊重， 充分发挥主体的社会能动性和创造力，反对政府等部门的不当干涉是市场经济 的本质要求。而民法典的本质在于赋予社会主体独立和平等的人格，充分赋予 和保护主体权利，使得社会主体的善良愿望得以实现，舒张个体的精神自由， 进而启发社会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构筑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因此，可以 说，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法典。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体 制的基础。但是如果不能及时制定一部科学的民法典，不能及时的构筑社会个 体的权利的赋予和保护机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将是一句空话。 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是一个有着正义感和良知的人的善良愿望。社 会的和谐固然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但是从制度上构筑和 谐的体制和从思想和理念上铸造权利的理念从来是一个不可获取的因素，反之， 制度的缺损和思想的匮乏也将对现实社会的物质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