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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量刑信息的调查 陈瑞华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上传时间:2010-10-30 关键词: 量刑信息/量刑前报告/量刑建议/量刑意见/量刑程序 内容提要: 确保量刑信息得到全面、准确的调查，是量刑程 序改革所要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中国迄今没有引进“量刑 报告”的可能性，也难以将少年司法中的“社会调查报告”推广 到“成年人案件”的量刑程序之中。在量刑建议制度的推行中， 一直存在着“重量刑结果、轻量刑信息”的问题，而律师在从 事量刑辩护过程中也对量刑信息的搜集不予重视，也缺乏相 应的制度保障。被害方对量刑程序的参与不仅具有必要性， 而且也可以向法庭提供新的量刑信息。为实现量刑裁决的公 正性，为了使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受到有效的规范和 制约，法院有必要对量刑信息的调查确立更为合理的程序。 一、引言 　　作为一项影响重大的司法改革，最高法院推动的量刑制 度改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按照最高法院的改革设 想，量刑制度的改革包括两个密切相关的环节，也就是量刑 规范的改革与量刑程序的改革。前者其实是一种量刑方法的 变革。为克服那种按照法官个人经验和素养进行“估堆”式量 刑的弊端，有效地解决量刑不公和量刑不均衡的问题，最高 法院通过总结一些基层法院的数量化量刑改革的经验，初步 确立了“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而量 刑程序改革的核心问题则是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将 量刑“纳入法庭审理之中”。[1]当然，在量刑程序改革试验过 程中，无论是司法界还是法学界都对何谓“相对独立的量刑程 序”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在被告人拒不认罪的案件中， 法庭是否要按照先裁断定罪问题、后裁决量刑问题的思路， 分别就定罪与量刑问题举行两次独立的法庭审理活动，这无 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2] 　　数量化量刑方法的确立以及独立量刑程序的构建固然 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积极的试验效果，但是，量刑制度 的改革似乎还不宜局限于这两个方面，而应有更为开阔的视 野。通过观察各地基层法院的改革试点情况，笔者发现，大 凡公诉方提供了较为丰富的量刑情节的，法庭对其量刑建议 就容易接受和采纳；只要辩护方提出了新的从轻、减轻处罚 的情节，特别是那些为公诉方所忽略的酌定量刑情节，法庭 就有可能接受辩护方提出的量刑意见。不仅如此，控辩双方 如果对一些量刑情节是否成立的问题产生了分歧，并就此展 开充分的辩论，那么，法庭就有可能放弃庭审前对案件量刑 的初步裁判意见，而根据庭审情况确定一个适当的量刑结果。 在此情况下，法院的量刑裁决结果就有可能形成于量刑答辩 过程之中，中国刑事审判所固有的“先定后审”、“判、审分离” 的问题也就暂时得到了缓解。 　　与此相反，在量刑程序改革过程中，假如公诉方仅仅局 限于从案卷笔录中遴选量刑信息，辩护方在开庭前不进行任 何量刑事实的调查，也提不出有意义的酌定量刑情节，那么， 法庭就量刑问题所组织的调查和辩论就会流于形式。可以说， 量刑程序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诉方和辩护方 的有效参与，而这种参与则主要表现在双方提出了案卷笔录 中所不包含的量刑信息，特别是那些为“犯罪行为过程”所不 能包容的量刑信息。毕竟，仅仅根据案卷笔录所记载的信息 来形成量刑裁决，这恰恰是中国现行审判方式存在的问题之 所在。假如这一点不能发生较大变化的话，人们有理由怀疑 构建“独立量刑程序”究竟有无实质性的意义。 　　量刑信息的调查不仅关乎“独立量刑程序”的存在价值， 而且还对数量化量刑方法的确立具有制约作用。在笔者看来， 所谓“量刑规范化改革”，无非是为了克服刑法分则过于粗略 的弊端，使各种罪名的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变得更为精密而 已，它大体上属于对刑法分则量刑规范的细化和完善。数量 化的量刑方法尽管使法官在针对特定的量刑情节确定“从轻”、 “从重”、“减轻”处罚的幅度时受到了一些限制，但对于哪些量 刑情节可以被纳入裁判之中的问题，却无法发挥有效的规范 作用。举例而言，某一案件可能存在 10 种对量刑富有意义 的情节，而由于控辩双方没有进行任何量刑事实的调查，法 庭也没有其他途径掌握全面的量刑信息，结果，被纳入法庭 审理程序的只有其中的 5 种信息。应当说，对于这 5 种量刑 信息而言，数量化量刑方法的确立可以发挥规范法官自由裁 量权的作用。法庭可以先确定“法定量刑格”，选定“量刑基准”， 提取“量刑要素”，然后确定“宣告刑”。[3]然而，对于那些无 法进入法庭审理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