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读书报告.docVIP

《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读书报告 《走向世界丛书》是从１９８０年开始出版，１９８６年出齐了第一辑３６本的一系列丛书。它摘选了中国近代多人的亲历西方或日本的记述，并在１８４０－１９８０的１４０年中挑选了极为特殊了前７０年，十月革命前的七十年。后七十年的的历史是极为复杂，互相交融，前后徘徊的，也是已经相对成年的；而前七十年的历史则从“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开头开始，近乎于单线发展，易于跟踪，且意义重大。这七十年，是生死存亡的七十年，是脱胎换骨的七十年，是寻找救命药的七十年，是追寻真理的七十年。 　　作者在《走向世界丛书总序》的序言中说道，“一个民族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就是他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李侃在本书的序言中说，“‘走向世界‘是近代历史赋予中国人的时代使命”。《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中说，“中国近现代史，究其主流与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救亡图存”因为国门被撞开，“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次大规模从外国提取生存经验。中国近代史，与中国从前的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一部紧密与外国相连的，正式登上世界舞台的历史。对西方的学习，如空气一般，浸入了中国近代的每一寸肌体。 当世界走向中国 钱钟书序文里说，“中国‘走向世界’，也可以说是‘世界走向中国’；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是破门跳窗进来。”每每当我读到此处，我都陷入深深的如果论：如果，如果当初中国大步迈向了世界，正如当时西方诸国无处不抵的航船，世界的历史，又会被怎样的重写？中国为何迟迟没有走向世界，非得先等世界破门跳窗而入？ 太宗谓梁公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曾想，以唐太宗的智慧与眼界，以开唐盛世的开放文化环境与文明交流，都没有人意识到“他国”也是一面重要的镜子。如果唐太宗没有意识到，那么古代中国上下五千年，再没有人可能意识到。中国的封闭，难道是血脉里注定的宿命，再没有人能打破？ 距离，只对突破了她的人存在意义。中国大陆与日本岛之间的险海，对日本人来说是求知路上的风浪与与生命的考验，然而对中国人来说，是无法跨越的鸿沟天堑。黄遵宪１８８７年写《日本国之自叙》还说道，“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可不谓狭隘与？”如果中国自古对于如此近邻都是这样态度，又怎么能指望他走出去看世界？ 林鍼作为最早游览西海者之一，他回乡后写下的游记收到的评论不过是恭维他的壮游，欣赏他的艳遇，或大讲“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因为“父母在不远游”的封建基本道德信条，他不得不附言一篇来表孝心。所有人的评论中，竟只有一位妓女有一句“思乡不羡寄居虫”有着过人的才识。 郭嵩焘曾比较过西方与东方的伦理观念，他说“中国圣人之教道，足于己而无责于人”是一种内向而保守的文明；“耶稣为教主与爱人”是一种外向而进取的文明。然而我却有不解：既然自足，又何必“慎独”？即是外向，又为何不向外索取只向主？上学期我的思修老师曾说，中国的儒教文明若真能成为一种宗教就好了，那么便不会有人意欲随意篡改它，外国文明也不得不看在宗教自由，宗教的神圣性上尊重。然而我却庆幸这一点，中国文明没有成为宗教，因此它有不竭的更新力与吸收力，它的生命力从古至今。 钟叔河在本书最后中说道，“一种文化决不能靠排斥其他文明而得到真正的发展。有没有容纳外来成分的气魄，能不能吸收和消化新的分子而又不机械搬运，盲目崇洋，正是衡量一种文化有没有生命力的标志。”在这一点上说，到清朝末年　，官方统治思想连带统治者已经完全僵化，必临一死；而植根人民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依然保有他不竭的活力，并且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开出了一朵特殊的花。 自我定位的颠覆 在漫长的古代岁月中，中国缺乏在国际社会上与其他国家平等打交道的经验。正如美国历史学家Ｔｙｌｅｒ　Ｄｅｎｎｅｔｔ　评价过的“在东方政治经济学上只有两类国家——进贡国和收贡国。”要么是天朝上国国威远播，八方夷狄年年进贡贺朝，要么是夷狄侵中土，朝廷向番邦输款乞和。 在清朝以前的中国，学习外语的从来都是卑微的边境商人，极少有官方令使者学习语言。远方国家到王朝朝拜，需要九重重译，但中国从不觉得不方便，相反当作是一种排场。粗俗的商人当做翻译，也并不觉得有可能不大合适。在清朝少数民族统治，满蒙联盟的背景下，总算是皇帝也要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然而这并没有使中国更开放些。在清朝末期与多国打交道的时候，他们的译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