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行政确认案证据的裁量和证明统一标准.docVIP

工伤行政确定案证据裁量和证实标准 　　本案是一起对劳动部门作出工伤认定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案件。双方争议焦点问题是宋德鸿此次驾车外出是个人行为还是履行工作职责行为。因为时间一维性和不可逆性，案件事实在客观上不可能重现，所以在诉讼中法官要借助于含有证实力证据使得已经发生案件事实重现，从而完成对案件事实认定，并以此为基础作出判决。 　　(一)双方举证情况 　　本案中对宋德鸿此次驾车外出目标起到证实作用证据有：一是被告劳动部门提交一份书证和三份证人证言，该证据均为企业在行政程序阶段向劳动部门提供。其中书证是宋德鸿在 7月份写个人总结，从总结能够看出，宋德鸿仅总结了其从事销售工作情况。三份证人证言是那时在场企业三名工作人员出具，证实那时经理让韩某去买水，宋德鸿也在现场并提出和韩某一起去，经理让韩某去叫司机门某，但当韩某和门某下楼时车已经开走。二是原告宋德鸿法定代理人在诉讼阶段提供一份书证和一份证人证言。书证是宋德鸿一本日志，日志中数次统计了宋德鸿为经理李刚开车经历。证人证言是由宋德鸿那时在企业同事出具，证实因宋德鸿有驾驶执照，所以跟随经理李刚跑业务并为其开车。 　　(二)对原告行政程序中未提交而在行政诉讼中提供证据应否采纳 　　宋德鸿法定代理人为证实宋德鸿此次驾车外出系履行职务行为而提供两份证据均系在行政诉讼阶段提供，在行政程序阶段并未提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要求》(以下简称《证据要求》)第五十九条要求，原告依法应该在行政程序阶段提供证据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证据，人民法院通常不予采纳。经审查，本案中，宋德鸿法定代理人在申请工伤认定时，劳动部门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要求一次性向其通知了申请工伤认定应提供相关材料，即需要提供和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证实材料和医疗诊断证实。原告按要求向劳动部门进行了提交。但劳动部门在对用人单位进行调查时，用人单位提出了宋德鸿驾车外出系个人行为抗辩理由并提交了相关证据。劳动部门采信了用人单位对该事实所举证据并作出了非因工受伤认定。即劳动部门在用人单位对原告受伤原因陈述和原告主张不一致情况下，并未就该事实深入向原告进行核实，从而造成原告在行政程序阶段错失了就该事实举证机会。由此可见，原告未能在行政程序阶段提供以上证据是因为劳动部门执法程序上缺点造成，并非《证据要求》中要求“应该提供而拒不提供”情形。 　　此外，工伤行政确定案件有其特殊性，申请人出于治疗、救助原因，对立即享受工伤待遇有较强急迫性，所以通常不会存在行政程序阶段有意不提交，而等到诉讼阶段提供证据可能性。所以对于申请人诉讼阶段提供证据，应该慎重对待，含有了证据“三性”要求，法院通常应作为有用证据采纳使用。 　　(三)证据认证中法官心证 　　虽然诉讼过程是一个发觉、收集、利用证据客观活动过程，但判定证据、认识和案件相关事实本身却是主观活动过程。法官在个案中应该依据证据事实和案件事实之间联系对多种证据证实力作出判定，并以此探求实质事实，所以强调法官内心确信自由心证制度更代表了法律现实和发展方向。现行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要求》第五十四条即明确要求了应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利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审查证据。所以在法律就证据证实力没有进行预先设定情况下，法官在调查和辩论基础上，根据经验法则和逻辑要求，合理地对证据进行分析判定就显得尤为关键。就本案而言： 　　首先，应该对原告提供书证——日志本真实性作出判定。经审查，该日志中统计了原告上学期间及工作后较长一段时间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从日志内容上看，有对生活琐事、个人情绪统计，也有对日常开销情况统计，宋德鸿本人现在状况是颅脑一级伤残，故伪造日志可能性能够排除，依据生活经验，我们内心应该能够对该日志真实性予以确信。 　　原告举证能够到达一个怎样证实目标呢?原告提供日志和证人证言，均不是对案发当日情形证实，但这两份证据却能够证实这样一个事实：宋德鸿在此次事故发生之前常常为经理李刚开车。那么存在这个事实，就为此次宋德鸿驾车外出亦是基于经理指派或履行职责为目标提供了一种可能。结合被告举证原告写个人工作总结和庭审中企业经理陈述，我们了解到，原告被企业录用缺点两个月，工作中主动上进，而经理车平时除了经理使用，并不答应职员使用，且该车仅有一把钥匙。《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要求，职员或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由用人单位负担举证责任。那么企业举证能否到达否定该可能性证实标准呢? 　　(四)用人单位举证应到达排除合理怀疑证实标准 　　通常来讲，确立某类案件证实标准通常应考虑原因包含：一是案件性质，包含是人身权还是财产权。包含人身权利，应设定比较高证实标准。而工伤认定案件带有很大人身权性质。二是案件一旦认定错误可能带来成本大小。应该认定为工伤人没有认定为工伤，那么这个职员可能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