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让市场换来了技术进步──对中国引进外资策略的分析.pdfVIP

{市场分析}出让市场换来 了技术进步──对中国引 进外资策略的分析 目的数量增加较多。从2001 年开始，外资企业加快了向中国转移制造业的步伐。值得注意 的是：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的制造业大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中方参与生产的只是价值链中 技术含量低、适合大规模组装的部份，这种移植的制造业完全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 发展的基础十分脆弱，很难孕育出现代化的中国产业。 在中国以合资方式引进的技术中，属于硬件技术的成套设备的进口占了绝大部份，技术许可 和技术咨询服务等软件技术引进的合同数量和金额很小，所占比例不超过 20％，反映出中国 企业普遍存在技术依赖心理，这样掌握着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就很容易将合资企业改造成它 们的最终产品装配线。由于引资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政府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在引 资中就表现为 “重表面而轻实质”，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严重不足。中国用于消化吸收引 进技术的资金只占技术引进资金的三分之一，而日本、韩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用于消化吸收 的资金三倍于技术引进的资金。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引进外资的目标日益模糊，甚至引 资本身成了目的，从而造成 “为开放而开放、为引资而引资”的局面。中国不少企业未能通 过合资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无法逐步形成自主研制开发能力，即便是在员工素质、信息等 基础条件最好的上海也不例外。 外资方采取的一系列技术保护措施与上述国内因素相互作用，在遏制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同 时，完成了对中国的技术控制。 首先，由于技术是重要的无形资产，跨国公司为保持竞争力，往往将技术通过内部市场转让 给其占有控股地位的子公司，对转让的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被转让 技术的先进性与跨国公司在子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往往呈正相关，当跨国公司不具有股权优 势时，经常只转让二、三流技术，这样不仅得以延长其产品生命周期和技术专利期，适应了 引资国对适宜性技术的需求，又通过技术垄断和品牌控制等手段掌握着对企业的实际支配权。 例如在中国的汽车合资企业中，上海大众、北京切诺基和广州标致均系中方控股，中方也确 曾希望通过合资提高自身的研制开放能力，但在合资企业内部的管理分工上，外方掌握着最 关键的技术和营销，而且外方的技术经理拒绝配备中方副手（如上海大众），中方则分管人 事、法律等事项，根本无缘接触到技术的内核。在这样的技术控制和管理体制下，合资企业 很难避免沦为跨国公司装配厂的命运。显然，跨国公司向其全球的子公司转移技术，是出于 加强其全球竞争力的战略考虑，并无意于向东道国的相同产业 “外溢”技术，甚至在转让技 术的同时，还附以限制再转让等合同条款，令东道国实现产业技术进步的愿望落空。 其次，外商在华企业的技术开发和转让完全服从于母公司的全球战略，基本上在跨国公司的 母公司或其部份重要的区域中心进行，并且处于跨国公司内部严格的技术保密制度的控制下。 在华的绝大部份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并不设立研究与开发部门，个别设立的也是出于子公司所 在市场的特殊需要。例如，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设立技术研发部门的目的，是便利其就近 挖掘人才从事中文汉字系统的研究，与中国的其他企业争夺市场和人才。跨国公司的母公司 不但紧紧控制着技术的开发和转让，还在合资企业内部竭力弱化中方原有的技术开发部门， 将其职能从 “研究与开发”（RD ）削弱为 “技术支持”（TechnicalSupport ），即解决现场技 术问题。 研究与开发与技术支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前者从事核心技术的基础性研究和产品的更 新换代，例如汽车的发动机、底盘和外形设计等；而后者主要从事排除生产线的临时故障， 以维持生产的正常运转。研发职能的弱化使合资企业的中方逐步丧失独立的设计开发能力， 在技术开发上完全依赖于外方。在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中方与德方合作近 20 年 仍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研制开放能力，最终只好寻求新的合作夥伴，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合 作生产新型汽车。 第三，在华跨国公司严格控制核心技术，能与中方共享的大多是一般操作技术（如设备使用 技术）和组织技术（如工艺流程、销售网络的组织），合资企业的中方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 的最后装配工作，既掌握不了核心技术，更与技术开发无涉。外商独资企业不允许中国员工 随意接近核心技术，甚至对中国员工采取了比在其母国更为严厉的防范措施，通过管理制度 确保跨国公司在价值链分配上的绝对优势。例如，占据中国无线寻呼机 60％以上市场、生产 基地设在天津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其产品的核心部份（集成电路板）和主要部件来自母公 司和其他海外生产基地，中方只负责完成最后的装配。近几年，摩托罗拉终于准许天津的一 家军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