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心》电影剧本_经典电影剧本.docx

《女人的心》电影剧本文/〔苏联〕维·梅列日科译/李湄维克多·伊万诺维奇·梅列日科是苏联年轻一代的电影编剧，处女作是1966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视片《扎列赤纳亚街上的小伙子》。梅列日科写的几个以社会生活、伦理道德为题材的剧本陆续被拍成影片，其中最受人注目的是丘赫莱依导演的《泥潭》。《泥潭》描写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一个农村妇女把从前线开小差回来的儿子藏在阁楼里，直到战争结束。窝藏逃兵的事并没有被人发觉，但母子二人受到良心谴责，处于极端羞愧和绝望的心情中。最后，儿子向政府自首，母亲受到精神折磨，痛苦不堪。影片刻划了母子二人过着见不得人的生活而又无力自拔的复杂心理过程。在《女人的心》一剧中，梅内日科继续探索作为社会的人的精神世界。他塑造了一个同《泥潭》中的母亲截然不同的妇女形象。玛丽亚真挚、开朗、重感情、好冲动，而又不加掩饰。有时她处理问题也许并不恰当，但却反映了她心直口快的性格，这正是人物的魅力所在。如果说，《泥潭》通过母亲的形象反映了一个农村妇女的堕落，那么《女人的心》则通过玛丽亚反映了农村妇女的真挚善良。象她这样纯朴的妇女形象，在过去俄罗斯经典著作中是常见的，如今在苏联电影里却已不多见了。心地单纯的玛丽亚来到现代化城市后，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现在人们的思想感情。她的性格、她的道德标准同客观现实之间的冲突，反映了社会的变化。苏联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已进入一个过于讲究实际的时代，人的性格、人与人的关系，都变得复杂了。事实上，近年来苏联社会上家庭不稳、婚姻破裂的问题日趋严重，三分之一的家庭破裂，大城市和工业区的比例更高。心理学家认为，这是“苏联二十世纪的家庭危机”。剧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的家庭在苏联濒于解体，以及由此带来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异，这种变异在人们感情上、心理上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女人的心》正是深入地表现了这一点。剧中玛丽亚一角由侬娜·莫尔久阔娃扮演，这是剧作者梅列日科专门为她创作的角色。这位女演员四十年代曾在《青年近卫军》一片中扮演过乌丽亚。她是一位戏路较广的演员。《泥潭》中的母亲也是她扮演的。本剧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及这部影片的摄制组连续合作拍摄过若干部具有特色的影片，如《五个黄昏》、《奥勃洛莫夫一生中的几天》和《爱的奴隶》等。——译者经过这里的列车票已经售完。玛丽亚·科诺瓦洛娃，一个五十岁上下、身体强壮的妇女，倒退着从买票的人群中挤了出来。她撩了撩耷拉在脑门上的头发，向四面看了看，便向边上一条长凳的空座位走去。“去它的！”她坐下，把两只手提箱——一只用细绳捆着的小箱子和另一只稍大一点的——夹在两腿当中，然后从后脑勺的发髻里拔出一把小梳子梳梳头。她从远处旁观售票处门口挤票的人群，心想：算了吧……谁没去挤过，就体会不了那滋味；谁要是去挤过，就再也不想去受这份罪了。忽然，她看见一个头戴呢帽的高个儿，拿着一张票从人堆里挤了出来。玛丽亚立刻蹦起来，就象身子底下有根弹簧似的。“这位公民！”她急忙跑到那瘦高个儿面前。“劳驾，该不是这辆车的票吧？”他茫然望着她。看来，刚才是把他挤糊涂了，现在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是这辆车的。”“不是说没票了吗？”“这是卧铺票，贵些！”“贵得厉害？”“也不算太厉害，”他笑了。“可是舒服啊。”玛丽亚当即向前冲去，用箱子开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人统统挤开，什么都挡不住她。车厢里整齐清洁，寂静无声，怪怕人的。除了过道尽头的地方有个身穿条纹衣服的人站着吸烟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人了，周围死一般的寂静。玛丽亚踮起脚走，按号头找到自己的房间，拉开房门，一下子愣住了。她从来没坐过这么漂亮的车厢，真是光彩夺目，还有悦耳的音乐声。嗨，甭管它，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嘛。房间里有两个铺位，铺着雪白的床单，好象专为新婚夫妇准备的，这可真没见过。她回头张望了一下，悄悄走进房间，把箱子塞在小桌子下面，把床单掀开一些，在床沿坐下来，突然，她想起门还开着，于是立刻起来把它拉上，然后坐回原处。这时，有人敲门了。“请。”玛丽亚应道，打了个寒噤。门拉开了，起先玛丽亚只看见来人的侧影，没有认出是谁，后来这人往前跨了一步，她才看清楚，原来就是车站上见过的那个戴呢帽的高个儿。他站在门口，看见玛丽亚又惊又喜。“您好，”他说，“可以进来吗？”玛丽亚心慌意乱地凝视着他，没有立刻回答。“是您？”“是我。”“跟我一个房间？”“大概是的。”“就一个人？”“就我一个人。”火车猛然开动，接着徐徐沿着月台驶去。“那么，可以进来了吧？”戴呢帽的人又问，他有点不耐烦了。“稍等一下……”玛丽亚从小桌底下拖出手提箱，拿起上衣侧身走到过道里。“请进吧。”“那您呢？”“这您就不用管了。”说着就向乘务员的房间走去。“你们怎么搞的，欺负人哪？”她一边闯进乘务员的房间，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