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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的范围和条件
摘要
刑事和解体现了司法领域人的主体性复位,得益于西方国家的恢复性司法的支撑,是实现对受害人权利救济的理性选择。本文从刑事和解的含义和特点出发,分析了刑事和解的思想渊源和国外实践,探讨和刑事和解的主体、刑事和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概括总结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提出了笔者的看法。希望对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关键词:思想渊源 刑事和解协议 适用范围 适用条件
引言
一般认为,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制度。但我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形成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西方,恢复性司法制度最早被应用于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随着恢复性司法制度在解决刑事问题中的优势被广泛肯定,如今很多成年人犯罪或重罪案件也尝试适用此制度。随着我国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确立,刑事和解制度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一、刑事和解概述
(一)刑事和解的含义与特点
“刑事和解”一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法律术语,是指刑事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犯罪发生后,由调停人出面或由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协商对刑事纠纷进行解决并达成协议,由司法机关审查确认后,作为量刑依据。刑事和解制度的宗旨是弥补被害人的损失、恢复两者的和睦关系,帮助罪过较小的犯罪人回归社会。作为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方式,刑事和解具有以下特点:
l、缓和性。亲友之间的犯罪,犯罪后双方不愿因此反目,大都会希望案件以较缓和的方式得到处理。刑事和解恰好满足当事人双方的现实需求,能够缓和矛盾,对当事人间的关系恢复意义重大。
2、自主性。刑事和解需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合意,是否和解以及采取何种形式和解有双方自主决定。
3、互利性。在某种程度上说,和解能使当事人双方利益最大化,被害人心理伤害可因财产补偿得到一定的修复,其谅解也能使加害人的量刑得以从轻或减轻。
(二)刑事和解的思想渊源和司法实践
1、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渊源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兴起,与借鉴西方的司法和解制度理念如辩诉交易、恢复性司法等有关,但笔者认为东方经验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大多数的行为,尤其是社会行为,一定要发生在文化环境中。”思想文化塑造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我国传统的和谐文化也塑造着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从我国法律文化史上看,和解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指出“人和”对国家兴旺的重要性。老子云“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为无为,则无不治。”墨子说“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虽无“和解”二字,但却彰显了和解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而孔子一直憧憬“必也使无讼乎”的社会,主张化解民间矛盾尽可能地避免诉讼,对亲友间特别是近亲属间的刑事纠纷尽量以和解方式解决。在儒家和解息讼思想指导下,我国古代刑律有刑事和解的规定,如《唐律疏议》中规定:“诸戏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二等”,所谓“戏杀”,“谓以力共戏,至死和同者”。就是说,双方嬉玩打斗,至死仍不伤和气的,可从轻处罚。另据元朝《大元通制》规定:“诸戏伤人命,自愿休和者听。”
与此同时,我国古代刑律还创立了保辜制度。保辜制度是指法律规定在伤害案件中给予加害人通过对被害人伤势在限期内有效治疗而可获从轻处罚的制度。封建社会的司法实践亦不乏刑事和解的判例,如唐朝开元时,贵乡县令韦景骏在审一母子相讼案时,对当事人反复开导,并痛哭流涕地自责“教之不孚,令之罪也”,还送给他们《孝经》,于是“母子感悟,请自新,遂称慈孝。”但是我国封建法律也规定刑事和解的例外,如《唐律》第260条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及夫为人所杀,私和者,流二千里;期亲,徒二年半;大功以下,递减等。受财重者,各准盗论。虽不私和,知杀期以上亲,经三十日不告者,各减二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也承认刑事和解的制度理念。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制定并实施了很多关于调解的条例,其中就包括刑事案件的调解,如1943年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该条例还规定了调解方式包括赔礼、道歉、书面认错、赔偿损失或抚慰金等,或以民俗处理但以不违背善良风俗和涉及迷信者。虽然该调解条例实施时间有限,且将刑事案件调解限制在因一时气愤或过失引起的轻微伤害案中,但毕竟是我国近代刑事和解制度的渊源之一。
由此可见,无论我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文化和刑法司法实践,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刑事调解经验,都将和谐观念渗透在司法实践中,倡导人们和平地化解冲突,和睦相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历史文化环境极其优越,而司法土壤也十分肥沃。刑事和解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固有法律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2、国外的刑事和解实践
在西方,刑事和解是随着被害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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