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世纪以来的税收.docVIP

就西方国家而言，税收确实曾被视作对私有财产的一种侵犯，而在当代不少无政府主义群体里，他们对此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中世纪其实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同样他们也没有公共事务的概念，尤其在查理曼帝国崩溃以后在欧洲形成的封建社会中，人君自食其邑是公认原则，所谓的领地事务往往只是国君/领主的私事，与普通平民没有瓜葛，他们或许要服劳役和军役，但不必为此掏钱。因此早年英国国王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王室直辖领地提供的地产收入以及某些特权转让获得的回报，比如赋予市镇的自治权或者允许农民使用山林，这些都不是现代意义的税收。(需要注意的是，领主的特权并不被视为对财产的侵犯，而是经传统、习惯和神明赋予的，天经地义。所谓iberty与其翻译成自由，不如翻译成私性契约特权。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特权，拥有特权天经地义，重要的是不能侵犯其他人的特权，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就是源出于此。但是领主的有些特权，后来妨碍到了经济的发展，因此被赎买。)直到出现按惯例与各阶级都没有关系，但如今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的事务时，比如全国性的战争、民生工程，所谓的公共事务才真正出现，国王召集各阶级代表，大贵族、主教、修道院长以及日后的自治城镇市民，商讨各阶级各自该出多少份额的钱，然后各自摊派，这就是日后三级会议/巴力门的起源，原为筹款而诞生，彼时人们往往并不关注国王/领主是如何使用这笔钱。起初这些超出管理范围的公共事务并不多见，因此国会召开并不频繁，视情况而定。但随着中世纪中后期的经济腾飞，因为商贸或者领地纠葛，乃至国王本身的野心不同国家、领地间发生越来越多的争端，战争的烈度与人数也逐步提高，因此国会召开的频率越来越高，间隔也越来越短，国会的筹款也越来越变成一种惯例。再加上因为经济的发展，很多时候随同国王劳师远征并不划算，佃农也希望拥有更多的自由，而国王也乐意雇佣常备军，因此替代劳役和军役的免役钱开始出现。这些构成了日后税收的雏形。由于中世纪中后期战争烈度不断变大，国王的领地收入越来越不足以支撑战争开销，不得不乞求于国会，向国会希求更多的拨款。国会，即国内各阶级也不是财神爷，比如英法百年战争之所以如此漫长，部分原因就在于经常出现英王打到一半就没钱了不得不回国与国会扯皮要钱。于是国会经常与国王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争端与妥协，最终获得了对财政使用的管理权，并形成了惯例：不经国会批准就不能收税。如果我们将此视之为宪政的核心的话，那么早在中世纪立宪主义就已经在欧洲各国形成并发展壮大了。立宪主义出现的重要因素在于力量双方的势均力敌，双方彼此不能奈何，形成了微妙的平衡，一旦出现一方打破平衡，尤其是国王一方打破平衡，那么立宪主义就岌岌可危了。这导致战争中临时的摊派，变成一种惯例或者说国王的特权，而这与中央集权的加深成正相关。中央集权的加深，使得国家机器生产更多的官吏，官吏于是征收更多的税收，税收供养更多的常备军，常备军更好地为中央集权服务，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阿克顿勋爵称之为“新兴专制对古老自由的胜利”，按照欧陆史学家的说法，这叫“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以及他们之间的争霸就像癌细胞使正常细胞病变，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得不变法图强，这样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税收绕过国会向民众摊派，就好像东方国家一样（在中世纪，所谓的东方国家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埃及一类“哔—”政体），国君可以武断征税。由于国会是国内各阶级的代表，因此绕过国会收税相当于不经人民的同意而从人民手中抢钱。无奈的是，因为国家机器的强势，民众越来越没有反抗能力。对绝对主义国家的反击，来自于尼德兰的独立与英格兰的革命。严格来讲，这两场斗争都并非我们现在所谓的革命，而是对传统的复辟，人们重新确认了不经人民代表同意就不能收税的原则，除此之外皆是暴政。从宪法斗争的角度来讲，整个十八世纪的欧洲，是立宪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争夺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争斗，这场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以英国在每一个战场上都予以胜出而告终，以至于绝对主义的代表国家，路易十四的法兰西以大革命的形式宣告绝对主义宪制的最终破产。当人类迈入十九世纪，英格兰的小政府主义与辉格贵族自由主义成为全世界的普世价值，英格兰成为列国的模范国家，一如十七世纪的法兰西是列国的模范国家。由贵族与资产阶级共治的政府对高昂财政有天然的抵触，因为最终税收多半是落在他们头上，所以他们是小政府天然的盟友。但随着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民主化进程，普选权利范围的扩张促使国家机器越来越庞大，税收也越来越高。这在一战和二战后尤为明显，平民议员取代了贵族绅士成为国家的领导人，复原的军人，以及劳工们已经习惯战时的高待遇，福利国家成为世界的模范国家。而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税收和越来越臃肿的官僚机器，于是绝对主义国家完成了对立宪国家的身后报复。给予任何人以福利，从摇篮养到坟墓所需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