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越窑青瓷典型器物的文化内涵 东汉六朝时期，越窑青瓷的器物既 .docVIP

第六讲：越窑青瓷典型器物的文化内涵 东汉六朝时期，越窑青瓷的器物既有碗、罐、壶、碟、盆、洗、钵、盒、盘、杯、香炉、虎子、水盂等日用生活器，也有火盆、鬼灶、笼、狗圈谷仓等陪葬明器。丰富多彩的造型、纹饰及功用体现了这一时期越窑青瓷文化的重要特征。一、青瓷明器堆塑罐与丧葬文化 越窑青瓷明器的出现则是中国丧葬文化的延续发展。考古资料表明，东汉晚期到西晋时期到西晋时期越窑青瓷明器是重要的瓷器品种之一，无论是造型和纹饰均出现了新的特征。堆塑罐或称谷仓罐上这一时期典型的器物。 明器，亦称作冥器，《释名》中称“送死之器”，供死者在冥间生活之用。到汉代，特别重视丧葬之礼，厚葬之风盛行，“世之厚葬为荣，薄终为耻”。人们对与殉葬之物，精益求精，种类达几十种之多，有饮食、乐用、使用物品、装饰等器。三国、西晋时期，继承汉厚葬之风“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为了适应这种社会需求，越窑生产了大量随葬的明器，尤其是堆塑罐集众多事物于一体，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 青瓷堆塑罐的前身是西汉时期兴起的五联罐。五联罐的基本特征是主体为罐形，肩部另附有4个小罐。5罐间并不互相通联，在5罐之间往往堆贴人物、牲畜、鸟虫等。1978年浙江奉化白杜东汉熹平四年（175年）墓出土一件残五联罐，全器作葫芦形，鼓腹平底，束腰部位残存着4个对称的圆孔（小罐），还有堆塑的人物、鸟兽等。（1）东吴中晚期开始，五联罐造型发生很大变化，演变为堆塑罐，中间一罐变大，有些在上面还加有装饰成屋宇形的盖；四小罐变小成为局部装饰西晋是五小罐大多被楼阁所掩蔽；罐肩和上腹部的堆塑也进而发展成为楼阁、飞鸟、走兽、人物等繁缛装饰，西晋前期更是登峰造极，无所不有，有的正面还有龟趺碑；西晋中晚期，五官已完全被层叠式的殿阁和围廊所取代，鸟雀栖息场面不见，罐体贴件也明显减少，盛极而衰的迹象非常明显并很快退出历史舞台。这类明器，有魂瓶、谷仓罐、堆塑罐、神亭、塔式罐等种种不一的称呼，说明了其文化内涵的复杂性。时下人们习惯于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来看待之，我们认为是不恰当的，堆塑罐的文化意义具有兼容性和复杂性，每一种名称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部分内容，但又都无法涵盖整体。因为我们特别提出综合说，从多元兼容的眼光出发，堆塑罐除上节述及的佛道宗教的内涵外，它的文化意义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探究： 1.就目的论，堆塑罐及其组合作为一种高级的殉葬品，第一意义自然是为了安抚死者。一些器物上的龟碑上发现有“用此丧葬”或“用此灵”的铭文，证明了它确实具有“魂瓶”的性质。从堆贴的雕饰看，显然具有丧葬仪式的场面，那孝子守灵膜拜顶礼、举丧致哀的形象，应属儒家的伦理道德范围。儒家五礼中，将送死与养生等量齐观，故而凶丧之礼最为重视，如荀子在《理论篇》中所说，其意义在于“始终具而孝子之义毕，圣人之道备矣”。汉以孝治天下，孝道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它必然要表现在丧葬习俗中。同时汉代以来的升天观念愈演愈烈，丧家很自然地选择用神仙方术来超度亡灵，使死者的灵魂有安息之所。堆塑罐上贴印的一些不属于显示存在的物象如凤鸟飞龙、仙人异兽等，反映的是“跨巨鲸，御长风”、羽化登仙、遨游寰宇的缥缈意境，无疑属于道教意识的流露。而佛教出传江南，为了生存，也依附道教，认同儒家之孝，正好可与儒道相辅相成。所以，堆塑罐应该是儒、道、佛三家思想糅合在一起的产物。另一方面，超度死者也是为了保佑活人，通过对死者的灵魂进行安抚，至少可以使鬼魂不给活人带来灾祸，更主要的是以对死者的虔诚来祈求后人长寿、升官并主荣华富贵，这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而生者的意愿毕竟比看不见的另一世界上死者的生活更为重要，所以为生者的祝福这层用意常用铭文的形式刻于龟趺碑上。从出土的堆塑罐看，铭文内容侧重于人们对高官厚禄的向往和对长生不死的追求，虽然提及希望“多子孙”，却企求后代子孙“作吏高”，宜公卿“。这实际上也与汉吴会稽铜镜铭文的寓意一脉相承，从表明越窑匠人对地域性文化资源是有所继承和吸取的。 2.就寓意论，五罐的形式，是受一定的文化心理制约的，这与人们的尚五风俗有关。《周易·系辞》有“天数五，地数五“之数，认为五是天地之数，”极其数遂通天下之变“。战国时期形成了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说，发展到汉代，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宇宙观。在这一思想体系中，五行已经被高度抽象，用以对自然界中的许多事物作五分发，并表示这五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五方、四时、十二月与五行的一一对应。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详细地论述了阴阳消长和五行生胜的基本原理，并进而论述了阴阳五行与自然、人事的关系。这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思维模式，于是阴阳五行观念在广泛的传播中日益泛化，演为统摄一切的表述体系。这种为全社会说认同的观念，自然会作用和左右人的创造思维，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