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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文档（可编辑） 值得下载 书法理论摭谈 书法理论的原初存在形态是泛化的，这不仅表现在观念的多维性方面，也表现在书法的物态化与文字工具性矛盾所导致的理论阐释的融合性方面。也就是说，最初的对书法的论述就未必一定是一个纯粹的课题。或者说，对文字的论述同样为最初的书法理论所包容，书法理论中对造字神话的赞美和对文字书写中政治意义的颂扬都反映了文字与书法的不能分割。混沌模糊、包罗万象是最初理论的一大特征，如果一定要从中分缕出文字的研究或是书法的研究，不但不符合理论的原初状态，而且对书法起源的认识也未必会有多大益处。 一 正是在这个认识前提下，我们摒弃了一般书法理论史截源取流的述史模式，而是将书法理论史的滥觞推溯到上古――西周时期，以便获得一个全历史的立场和观念。如上所述，在上古的书法理论进程中，书法理论与文字理论始终处于一种高度融合的状态。因此，从书法理论史的立场观照，早期文字理论实际上即是书法理论的滥觞形态。文字与书法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审美系统，但两者的生存状态却是密切相关的――文字构成书法的物质载体；书法是文字的艺术表现形式，两者缺一不可。正是文字与书法这种互补的合二为一的存在关系，决定了早期书法理论与文字理论的高度融合。 西周时期出现的六书理论构成书法理论的滥觞形态。在西周时期，六书作为“六艺”中的一艺，成为贵族教育的必修学科。“六书”一说最初见之于《周礼》，但只有六书之名，没有具体的内容，后经汉代学者阐释才得以厘清。在过去，我们对六书理论常常偏于从古文字学立场去加以探讨，而很少从书法美学、艺术学立场观照它的价值，因此书法家们大都视它为一种专门之学，甚至有误认为只有专攻篆书者才有必要深究它，而习行草书者则与它基本无关。但事实上，六书理论可以说是最早奠定了中国书法的基本观念与审美立场。 作为中国书法的奠基学说，六书理论从空间结构、审美观念两个方面确立了书法理论的基点。“六书”理论的“象形”“指事”“会意”构成空间结构的三大基本元素，而“转注”、“假借”“形声”虽然在结构形态方面并不完全是“观物取象”的立场，但表现在结构形态方面也还是被视为立足的根基。 “六书”理论对空间结构的关注和阐释是与汉字――书法的物态化相一致的，中国文字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门艺术正是它的形式自律所造成的。但书法的形态结构，又并不是纯粹形式化的，它是一种象与意的有机结合，“六书”理论对文字――书法的批评立场正显示出这样一种辨证观念。首先，书法是“象形”，即“观物取象”的结果，但书法的“象形”并不是对自然万象的机械模拟，而是一种主体介大的抽象化提取――立象见意。这在文字早期发展中就已显露出端倪。从距今约4800年的半坡仰韶陶器刻画符号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时期的文字符号都是极其抽象化的，表现为纯粹的结构组合，而同一时期的仰韶半坡陶器纹饰、彩绘则显示出写实的典型的绘画意识。这说明文字与绘画在取象方面从一开始就走上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文字注重对自然的主体意义的抽象化提取；而绘画则注重模拟、再现自然。正是文字的这种抽象化性质，奠定了书法艺术的物质基础。 二 书法理论与书法创作之关系，以我浅见，可归纳为四种。其一为理论对创作技法进行总结，其二为理论先行引导创作，其三为理论铺路指导创作，其四为理论研究者与创作基本无关。 理论对创作进行总结，古已有之。如程式化的“永字八法”或以讹传讹的“右军笔法”之类，大体分为笔法、墨法、章法、字法等等，尤须读者和研究者当心，千万不能盲目相信，要辩证看待。例如，“竖画横下笔，横画竖下笔”大体限于唐楷，“逆起逆收”似主要适用于篆、隶系统，至于“笔笔中锋”之类，更不能机械操作。 理论先行引导创作，多为某一流派、团体观念之提倡，如阮元之“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等。大体上是先提出理论，然后摇旗呐喊，试图引领书坛创作。当然一门艺术的发展，绝不会因为区区几个人的倡议就大行其道，艺术遵循的主要还是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当代一些书法流派，本无任何创新特色，却巧立名目，拉帮结派，沽名钓誉，名存而实亡。书坛呼吁有意义、有价值的理论对创作进行引领，如张海先生《关于代表作的思考》《时代呼唤中国书法经典大家》等文论主张，对于当代书坛确立大家、确立大家之代表作极有启发。 理论铺路指导创作，是书法理论的根本存亡之所在，脱离对创作实践进行指导的书法理论，其存在价值将会大打折扣。一方面，好的书法理论，在观念上影响改变创作者的思路。如对于“楷书是行书的慢写”这一理论的深入思考，会打破传统“先有楷书后有行书”的固定思维模式，学书时完全可以先学行书，后习楷书；另一方面，好的书法理论可以使创作少走弯路。例如，古人对“习书必观真迹”或“石刻不可学”的深刻洞察，对今日习书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尽管今日印刷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