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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第一节　建立学制 1900 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次年 “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从此完全屈服于 帝国主义的淫威之下。在这种形势下，清统治当局对外为了 “结与国之欢心”， 对内为了缓解国人空前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不得不赶忙于 1901 年宣布恢复 “新 政”，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下诏变法，在斥责康有为等不是变法，而是乱 法以后，指出 “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酌中以御？” 要求臣下 “各就现在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 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 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己见”。教育领域实际上完全恢 复了三年前被扼杀的 “百日维新”的各项措施，如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将各 地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兴办农、工、商实业学堂等。同时任命张百熙为管 学大臣，负责设计新教育体制构建方案。 壬寅——癸卯学制出台前至少有两部前奏曲： 其一,1898 年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参酌本国情况,拟出 《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 8 章 54 节,有总纲、学生功课、学生入学、学成出身、聘用教习、设官、经费等项。京 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为我国近代学制 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其二,1901 年 9 月 14 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鼓励各地兴办学堂, “除京师已设大学 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 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各类大中小学应运而生。但是各学堂入学条件、修 业年限、学校性质、课程设置以及各级各类学堂之间的统属衔接关系均没有明确规定,这样 势必需要一个学制系统给予规范。此外, 自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 由中央兴办的以高等教育属 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下延伸, 由民间、地方兴办的以初、中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 如何向上衔接,散落各方、处于游离状态的各个教育实体如何系统化、整体化?至 20 世纪初, 学制的建立已成大势所趋、呼之欲出。《兴学诏书》的颁布,拉开了晚清 10 年间教育立法活 动的序幕。 1902 年（农历壬寅年），张百熙上呈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史称 “壬寅学制” 。第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修改， 于 1904 年 1 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史 称“癸卯学制” ，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 一、“壬寅学制”——近代史上第一个法定学制 1902 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该章程 分《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 学堂章程》五部分。因公布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故也称壬寅学制。 为拟此学制,1902 年 5 月,张百熙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考 察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考察范围为不同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举凡大、中、小学 等普通学校，师范、实业、艺术等专门学校及聋哑学校等均在范围之内；第二, 在文部省听取了 19 次教育讲座和介绍，涉及教育行政、各类学校、学校管理、 教育方法、学校卫生、学校设施等内容，并着力搜集学校建筑模型、图纸及与学 制制订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学校章程、课表、经费表等；第三，广泛接触日本教育 官员和教育家,探讨教育问题,特别是中国教育问题。除被天皇召见外,还拜会了首 相伊藤博文、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等官员，并与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嘉纳治五郎、 山川健次郎等讨论教育问题。考察期间,吴汝纶除了撰写详细的日记外，还写了 大量信函回国，及时向张百熙汇报在日考察情况，多渠道为制订学制提供资料。 吴汝纶的访日之行为清末学制章程起草起了重要作用。 （一）、壬寅学制系统 壬寅学制规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校系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 系统的法定学校系统。壬寅学制从纵的方面分为三段七级：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总 计为十年。小学堂的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 。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四年。中学堂为“高等专门之始基” 。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规定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政、文、 商、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