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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有利于交流的空间 余敏江 《 人民日报 》（ 2013年10月31日 05 版） 　　怎样建立把握群众需求的有效机制，创造群众自由交流的空间，是管理者反复思考的问题。企业生产现场的意见往往因为沟通渠道不畅得不到及时表达，城市小区往往因为交流场所缺乏而引发居民交往减少。而在学校，师生往往因为业务隔膜和话语场域的差异，与高校管理者疏远。 　　就现实情况而言，学校管理者与师生之间、行政部门与教学部门之间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联，尤其是高校师生的话语空间亟需拓展。教师和学生有时会“不敢”说话。一些有形或无形的限制，使得他们常常只在同事或同学的小圈子里私下交流。或者出于“搭便车”心态、从众心理，不敢与管理者坦诚沟通。有时则“不想说话”。除了可能影响自身利益和前途的隐忧之外，一些人因为自己跟制度的“距离”较远，除非涉及切身利益或面临紧急情况，一般会“宽容”地让渡自己的话语权。有时还会“不能说话”，管教学的不能对行政发表意见，服务对象对服务提供者尽量少说话。 　　究其本源，不说话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缺乏言论空间。构建包容各方意见的公共话语空间，宽容应当成为管理者的首要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宽容不仅指向个人的情感层面，更指向整个场域内部群体之间的关系。不但对他人宽容，还要对自身以外的其他群体的行为和诉求保持理解，否则就会造成师生群体的“对话疲劳”。比如，现在评定教师科研能力和学生评优评奖的重要量化因素之一，是依照论文数量多少和发表的刊物等级，但对教育质量提升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些非量化因素，包括态度、责任心、创新意识、协作精神等，这些反而被无情地抛弃了。 　　思想，往往要经过交流碰撞才能升华更新。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怕的是“鸦雀无声”。高校担负着培育思想、创新观念的功能，内部管理也应该通过有效交流来引导价值取向和创新思维，并赋予制度以文化意义。教师和学生既可以算是学校的群众，又是学校管理创新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应该成为高校管理者的核心服务对象。就制度改革与完善而言，可以发挥全体师生甚至包括家长、社会的作用，使制度体现多元价值。就政策制订与实施而言，则必须允许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倾听他们的意见与建议，让他们转变成制度的参与者、建构者、生产者。这是高校管理创新的路径，其实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抓手。 　　（作者为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