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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颖古典文学论集 /SHANGJIANFANG123 PAGE 118 /SHANGJIANFANG123 重新认识鲁迅论《红楼梦》 的几个主要论点 鲁迅论《红楼梦》的主要论点，经历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考验，至今还被证明是伟大的真知灼见，还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解放以来，鲁迅论《红》的部分主要论点，是得到正确的认识和阐释的；这方面，时贤著作具在，不必费辞。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鲁迅论《红》的另一部分的主要论点，有的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受到某种程度的冷落；有的还曾经在50年代中期受到不应有的批评指责，至今也未完全得到应有的澄清。因此，重新认识鲁迅论《红》的这些主要论点，从而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阐释和评述，看来还很有必要。本文试图就这方面说一些意见，未必正确，欢迎指教。 一 鲁迅论《红》的主要见解，基本上形成于1920年8月前后到1927年1月作《〈绛洞花主〉小引》这段时间，以后虽有所补充，但大都是借题发挥，而不是着重于评论《红楼梦》本身。在这段时间，鲁迅论《红》的主要见解，最初见于1920年8月接受北大聘书①前后着手编的《小说史大略》讲义稿②，接着又有《中国小说史大略》的讲义稿③；以后，就在如上基础上修改成《中国小说史略》，并于1923年和1924年分上下两卷正式印行，还有1924年的讲义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在这个时期一直被认为不是“阶级论”者，这也许是他的论《红》的见解未受到应有重视的原因。 没有问题，论《红》是需要阶级论的。但是，把阶级论庸俗化、绝对化的“左”的思潮的严重干扰，则是影响了解放以来《红》评工作未能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20年代前期的还未成为“阶级论”者的鲁迅，由于已具有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也已具有以唯物主义为重要因素的历史观，又有对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和对《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当时叫“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特征的深刻而又准确的把握，加上他那独到的犀利而又透彻的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方法，因此，还不是“阶级论”者的鲁迅论《红》的某些见解，现在看来，恰恰可以补充和匡正解放后多年来《红》评工作中单纯阶级观点的偏颇——包括那种“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④的偏颇。这里面，鲁迅论《红》的最为主要的是关于“人性的解放”的论点。“五四”前后，以1918年4月小说《狂人日记》和1919年冬季的杂文《生命之路》、小说《一件小事》的发表为标志的鲁迅，就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人性解放论者。 关于这个时期鲁迅的人性解放思想，这里不能详谈，只作一点简单的介绍。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实质是彻底反对“吃人”的封建制度的宣言；而反映在这个作品中的鲁迅的最主要的思想武器，就是人性解放论。1919年冬季，鲁迅肯定日本的主张人道主义的有岛武郎是个有着“解放的心”、说了“解放的话”的“人生”的“觉醒”者⑤。鲁迅又在日本另一个主张人道主义的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作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的《译者序》说：“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⑥鲁迅这时期作的、他自己后来一直很满意的《一件小事》，更充满着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是，这时的鲁迅在杂文《生命之路》中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⑦这里说的“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正是人性解放觉醒的力量。这些，就是鲁迅前此几年如1907年《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等那些具有启蒙思想的著作中的强调“首立在人”、“根柢在人”，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强调“致人性于全”的思想的合乎规律的发展。1925年，鲁迅还在《坚壁清野主义》中提到要“解放人性”。到了1934年，鲁迅曾对“五四”时期包括他自己在内（其实也是以他自己为代表）的“文学革命者”作了这样的评价：“……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引文旁点笔者所加，下同⑧）可见，后期的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也认定“五四”时期他自己是个“人性的解放”论者。 正因为这时期的鲁迅自己有了这样的思想，他才能够敏锐地发现和深刻地评价了曹雪芹的《红楼梦》及其主人公贾宝玉等人的人性解放觉醒的思想。在鲁迅1920年的最初的讲义稿《小说史大略》中，鲁迅引录了《红楼梦》第一回“风尘碌碌”到“至失其真”这段文字之后说： 据此文，则书中故事，为亲见闻，为说真实，为于诸女子无讥贬。说真实，故于文则脱离故套，于人则并陈美恶。美恶并举而无褒贬，有自愧，则作者盖知人性之深，得忠恕之道，此《红楼梦》在说部中所以为巨制也。⑨ 可见，由于这时的鲁迅是“人性的解放”论者，他才能够特别深刻的了解“知人性之深”的曹雪芹；而只有“知人性之深”的曹雪芹，才能在“亲见闻”、“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