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蜂一样工作高校青年教学校师生存调查.pdfVIP

工蜂一样工作：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状态调查 近年来，我国高等院校青年教师数量和比例不断增加，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 2010 年底，我国高校 40 岁以下青年教师人数已超过 86 万人，占全国 高校专任教师总数的 63.3% 。 　　大学青年教师这个具有丰富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面临着怎样的生 存状态呢？本报记者就大学青年教师生存状态这个话题，对话对外经贸大学廉思 和中国人民大学[微博]教授周濂。其中，廉思称这个群体为 “工蜂”，他们像工 蜂一样，辛勤劳作，从不停歇。廉思和他的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 西安五个城市调查了 5000 多名大学青年教师，分析了全国范围高校青年教师生 存状况和思想动态。 　　对话人物介绍 　　周濂，浙江人，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微博]哲学学士、硕士学位，香港中文大 学[微博]哲学博士学位。2005 年 11 月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任教。2009 年 10 月至 2010 年 4 月，为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2012 年 4 月出版《你永 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廉思，祖籍河北，生于北京，修学经、管、法、政及至博士后出站，下过基 层，坐过机关，访学西洋，现在大学任教。近几年推出的《蚁族———大学毕 业生聚居村实录》等作品，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和深入探讨，蜚声海内外。 　　在学术研究和生存压力中挣扎 　　燕赵都市报：廉思在调查报告中用“工蜂”这个概念形容大学青年教师；现 在有许多青年教师也称自己是弱势群体。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 　　周濂：老实说，我既当过 “蚁族”，也当过 “工蜂”。我是 1999 年北大哲学 系硕士毕业。当时，在北京东城区的一个半地下室租房住了半年，每到周末，不 能去办公室，只能留在家里，午后看着阳光慢慢地消失，感觉整个人的生命无所 寄托，特别惶惑。 　　做了三年“蚁族”之后，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毕业后回北京任教。用 廉思的话说，就是又做了“工蜂”。 　　在香港博士生的奖学金是非常高的，我每个月的奖学金是 13600 块钱。三年 博士读完回到北京，我竟然用省下的钱买了一辆汽车，心中还有些得意。2005 年 11 月 24 日，我正式入职中国人民大学做了一名教师，当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 时，我发现只有 1500 块钱，这连汽车都养不起。后来我找到学校的教务主任， 问为什么只有 1500 块钱。他说，现在正值寒假，“你放心，过了寒假你的工资就 会涨起来。”果不其然，过了寒假，我的工资涨到了 2200 块钱。 　　2200 块钱对 13600 块钱是如此大的落差，想起在香港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有 些身在福中不知福，没有想到以后的生活会是如此的窘迫。比较香港的三年，与 在人大任教的五六年，不可否认，外在物质条件的巨大落差造成了我内心的焦虑 不安。 　　在香港最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可以全力以赴地做自己的论文，以极度专注 和高产的状态，每个月可以写一万字到两万字。但是刚回到人大的两三年时间里， 我感到了科研以外的巨大压力。这里面有备课的压力，新的老师要花大量的时间 在备课上；有科研的压力；但是更重的是生存的压力。 　　廉思：周濂老师是我的师兄，我刚入北大的时候，基本工资和周老师也差不 多。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了很多这样的现象：许多大学老师刚入职的时候生活 十分困难，每年的平均工资以四到六万元为主体。这个群体中许多家庭都是双独 (夫妻都是独生子女)，上有老、下有小，又要买房、买车，他们面临的压力是巨 大的，很多人的故事是蛮辛酸的。 　　大学青年教师这个群体的知识储备属于社会的中层，但是他们的收入却在社 会的底层。我们发现布迪厄所说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发生了倒置。知识分子在 这个体制中寻求自己心中的一片净土是非常困难的。 　　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一个学法律的老师，其他同事在做兼职、培训司法考试等 等，唯有他只做科研和教学。他有一个同学在外面做培训老师，因为有事临时去 不了，就让他去代课，讲了一次课挣了 8000 块钱。回来之后这位老师说，以后 有这种事情还让我去。他的同学对他说：“你是我们所有人中唯一一个还有法律 理想的人，你要是对命运妥协了，那我们就更没希望了。” 　　在学术理想和人生价值中踟蹰 　　燕赵都市报：最近，一位 25 岁的中科院数学专业博士生与北京市一所中学 签约，毕业后将成为一名中学老师。他的导师、中科院数学与系统学研究所研究 员程代展教授在博客上连续发表《昨夜无眠》和《我的反思》两篇文章，表示难 以理解，认为这是一种人才浪费。两位对这件事怎么看？ 　　周濂：这件事我听说了，真实的情况是，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