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对契约自由原则干预的适当性(上).docVIP

【摘要】本文以“开瓶费”纠纷及争议入手，介绍了相关方面的争议焦点，并通过剖析贵州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叫停“开瓶费”，初步阐释了契约自由原则的源起和内涵以及其与 法律 干预的辩证关系，进而对法律干预契约自由的适当性进行了探究，以期找寻一条实现契约自由与适度干预相结合的现实路径。解决法律干预与契约自由之间的矛盾，关键在于把握法律干预的“度”，具体来讲，就是要从三个方面去掌控。即合理评估法律干预的事由，确认法律干预的必要性；谨慎控制法律干预的力度，注意法律干预的合理性；正确估量法律干预的条件，把握法律干预的适时性。 　　【正文】 　　导 言 　　没有契约自由，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 经济 。没有国家的适度干预，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契约自由和市场经济秩序。因为“任何自由都容易为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因此为了社会福利，自由就必须受到某些限制，而这就是自由社会的经验。” [1]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参加者由于追求眼前的个体的利益，往往会引发市场主体行为的盲目性、局部性，以至还有大量的虚作或违约行为的发生。这些违法行为，有时会危害到国家的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国家对市场主体的合同行为进行一定的干预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种干预，势必会导致滥用合同自由以及发生各种违法情况，从而也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市场秩序。因此，国家对此进行必要的干预是很正常的。但应当明确的是，国家对合同的干预应当是适度的，而不是无限制的；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 　　本文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06年11月通过的《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明确叫停“开瓶费”为入口，通过剖析“开瓶费”引发的有关争议，以及对“开瓶费”的立法干预，来探寻如何保持法律对契约自由原则干预的适当性，恰当把握契约自由与与法律限制的“度”，以尽可能发挥其各自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 发展 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第一章 “开瓶费”纠纷及问题 　　所谓“开瓶费”，是指酒店对自带酒水的顾客收取的一种服务费。近年来，关于该不该收“开瓶费”的理论争议越来越热烈，而且在处理“开瓶费”的问题上，相关各方都在积极谋求有利于已方的解决方式。 　　第一节 “开瓶费”争议的源起 　　从2001年7月，广州市民曲连吉状告酒楼收取 “开瓶费”，到2002年5月， 中国 旅游 饭店协会颁布《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到2006年12月，甘肃省物价局公开叫停省烹饪协会和省消费者协会收取“开瓶费”的倡议，再到2007年2月，贵州省立法叫停“开瓶费”， “开瓶费”之争一浪高过一浪，解决争议的举措办法也纷纷出台。 　　一、“开瓶费”纠纷引起争议 　　全国首宗消费者状告酒楼收取“开瓶费”案。2001年7月15日，广州市民曲连吉先生到白云区某酒楼吃饭，被酒楼收取了“开瓶费”20元。曲先生认为酒楼严重侵权，因此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返还收取的20元开瓶费，赔偿20元和精神损失费1元。当年8月27日白云区法院一审判令酒楼返还20元“开瓶费”，不予支持原告曲先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曲先生认为一审判决不公，又上诉至市中院。2002年1月，广州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该起案件成为全国首宗消费者状告酒楼收取“开瓶费”案。[2] 　　无独有偶。2006年9月，北京的王子英先生与湘水之珠大酒楼也打起了“开瓶费”官司，所不同的是，这个案件引起了社会更为广泛的关注与议论。 　　2006年9月13日王子英自带一瓶白酒在湘水之珠大酒楼用餐，就在结账时酒楼向他收了100元的开瓶费。王先生当场提出质疑，并要求对方返还这笔钱，但酒楼拒绝还款。一气之下，王先生将湘水之珠大酒楼告上了法庭。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开瓶费属不当得利，判定涉案酒店全额返还市民王先生100元。这起官司的判决立即在全国的餐饮行业激起了轩然大波。 　　同年12月24日，温州23家酒店发联合声明：2007年元旦起谢绝消费者自带酒水进酒楼消费；12月27日下午，中国烹饪协会、北京市饮食行业协会等四大饮食协会紧急召集百余名餐饮 企业 代表举行座谈会，商家纷纷表示坚持谢绝自带酒水；败诉的湘水之珠大酒楼则表示将继续上诉，并仍将收取“开瓶费”。 　　与餐饮行业力挺“开瓶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各地消费者协会开始猛烈炮轰“开瓶费”。2007年1月10日，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消费者协会发布联合声明，特别指出，禁止消费者自带酒水的规定或对消费者自带酒水收取“开瓶费”，其要害是迫使消费者接受餐饮企业提供的高价酒水，实质是对消费者的不公平交易。2007年1月11日，上海市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就“开瓶费”发表观点，称“开瓶费”是涉嫌价格串通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坚决抵制和反对类似垄断行为在上海出现。[3]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