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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动摇地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 重要保证。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 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 近年 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收入分配问题，可 以说是突出矛盾和问题之一。 不平等的扩大决不是市场化改革和扩 大开放的一个必然结果。基于个人能力和公 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 议的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 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 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 这类不 平等主要是体制性因素所导致，它既不反映 效率原则，又不受公平原则支配，是分配关 系扭曲的重要表现。 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 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源于计划经 济早期的城乡分割体制，这一体制不仅造成 了城市与农村两个彼此不协调的经济循环 系统，而且强化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得 社会成员的身份在参与经济活动特别是分 配关系方面成为重要因素。在计划经济时期, 由于城市居民收入长期被维持在较低水平 上，这种身份差别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 响还不很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 场化进程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提升，要素流动 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对原来的城乡壁垒形 成了巨大的冲击。从早期的农民进城活跃农 贸市场，到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农民工”大 规模进入城市，城乡经济一体化或城市化逐 步形成趋势。但是，原有体制中以户籍制度 为基础的身份性歧视并没有根本改变， 农村 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 农民的身份在 就业、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 受到相当程度的歧视待遇。 而在市场经济收 入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条件下， 这种 歧视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 这是目前全 国总体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是市场经济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市场机制并不能“自然地” 实现资本和劳动的平衡，市场相关利益主体 之间的谈判协调机制是实现这一平衡的基 础。这一点已经为国内外实行传统体制的历 史所证明。 我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经济关 系发生了本质变化，资本与劳动矛盾必然会 通过一定形式表现出来。 转轨中国外资本和 国内私人资本的发展，本身就蕴涵了资本和 劳动的矛盾。即使是国有资本，由于在代理 链条的“下端”代理人几乎获得了与私人 资本同样的权力，并且在若干方面模拟私人 资本的经营方式，客观上存在劳动要素被侵 害的可能性。而在转型经济体制中，虽然按 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 但相应的体 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甚至有些方面存在严重 “缺位”现象。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 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 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国有企业工 会组织基本作为企业“职能部门”存在， 在 维护职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业管理层的 掣肘；大量的非国有企业还没有工会组织或 徒具形式，劳资矛盾协调机制严重缺位。从 一些国有企业早期“砸三铁”到后来的随 意裁员，以及“农民工”工资长期被压低的 现象中，人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点。 行政性垄断对分配关系的扭曲 行政性垄断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时期 的部分行业（归口）管理演变而来，不仅行业 特征十分明显，而且行政手段依然在市场准 入、资源配置、产品和服务经营、价格制定 等方面占有主导地位，能够依托行政性力量 继承并进一步获得许多超经济强制优势。 同 时，行政性垄断产品和服务并非像计划体制 下那样完全受行政力量支配，而是在行业准 入排斥、限制竞争的条件下，“参照”市场 价格来提供给社会，因而具有获取超额利润 的巨大空间和向社会转嫁经营成本的可能。 体制转型期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行政性 垄断部门往往热衷于“选择性”地参照 “市场化”和“国际惯例”， 这种选择性集 中体现在所谓“市场价格”、赢利和收入水 平方面的参照，回避甚至以种种理由反对公 平竞争。其结果是，相对于社会收入水平（有 支付能力的需求），大部分垄断产品和服务 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而服务态度、服 务质量也普遍地低劣， 社会对此反应日益强 烈。 更为重要的是，由行政性垄断带来的超 额利润并没有回馈给国家和社会，而是以 “做大做强”之类的理由留在了部门和企 业，并且部分地转化为这些行业经营者和职 工的收入、福利等。在大部分行业不断市场 化并且市场决定劳动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的 情况下，垄断行业的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 水平。这是目前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 的根本原因，也是对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 系的重大扭曲。 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影响 我国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 中，政府职能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但相对 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这种转变还仅仅是 初步的，甚至在主要方面是滞后的。集中表 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 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