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docVIP

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蔡元培（1864-1940），名振，字孑民，浙江绍兴人。早年，他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走的是所谓“科举正途”，官至翰林。但是，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唤醒了蔡元培，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把他推上了反对封建教育的革命道路。1907-1911年，蔡元培首次去德国留学，以后他又几次去外国留学和考察各国教育。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进步给了他极深的印象，堅定了他学习西方教育的决心，并为他正确评价中西文化，吸收西学、批判中学，引进新学、改造旧学提供了有利条件。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先后就任第一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务。这种较高的社会地位使得他学习西方教育的活动对当时中国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习西方教育的历史是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早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有了林则徐、魏源等人学习西方教育的呼声。以冯桂芬、容閎、郑观应等为首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首先发表了学习西方教育的议论。其后，一八九四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强烈要求维新、变法、学习西方教育。在蔡元培以前，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满以为学了西方教育，就可以在短时间内使中国富强，进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可是事实却偏偏相反。原因何在？这是蔡元培学习西方教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蔡元培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根据他自己对西学的认识，指出了三点原因。 　　学习西方教育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没有抓住西方学校教育中的纯粹科学来学。他说：“我国输人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始知纯粹科学之必要。”他认为科学是决定一个国家强盛与贫穷的根本条件，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二十世纪，“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可是，过去学习西方教育只知道办学校，采西术，不知道纯粹科学对于振兴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丟掉了西学的“中坚”，因而终究归于失败。蔡元培自己在学习西方教育时，十分注意学习纯粹科学。他在北京大学进行系科调整时，就根据“凡治哲学文学及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治纯粹科学者，都要从数学入手”的思想，撒去原北大文理法三科界限，并设立十四个系，使之有相互关联的便利，并以数学系为第一系。通过改造北京大学和主持研究院的实践，他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科学的新风气，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材，为我国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原因是，不敢同孔子这尊偶像彻底决裂。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一文中说：“康氏有‘大同书’本礼运的大同义而附以近代人文主义的新义，谭氏有“仁学’，本佛教平等观而冲决一切的网罗，在当时确为佼佼者。然终以迁就时人思想的缘故，戴着尊孔保皇的假面，而结果仍归于失败。”蔡元培同康梁等人不同，他在学习西方教育时，抛弃了尊孔保皇的旗号。中华民国一成立，蔡元培在主持制定新教育宗旨时明确指出：“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还说：“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决心“仿世界各国之通例”来办中国的学校。 　　第三个原因是，对西学缺乏认真的选择、吸收和消化的态度。蔡元培认为西方教育固然比中国进步，但不能把西方的东西统统照搬进中国来，必须“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他在总结自己采用各国教育制度之长时曾写道：“分大学区与大学兼办中小学校的事，用法国制;大学可包括各种专门学术不必如法、德等国，别设高等专门学校，用英国制;大学兼任社会教育，用美国制;大学校长由教授公举，用德国制;大学不设神学科，学校不得宣传教义，与教士不得参与教育，均用法国制，瑞士亦已提议。抽教育税，用美国制。” 　　蔡元培总结的，上述三点原因，既是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在学西方教育方面存在的弱点，也，是蔡元培学习西方教育不同于前人的特点。他主张学习西方必须学科学，这表明他对西方教育的认识远比康梁深刻;他反对在孔子偶像的保护下学习西方，说明他对封建文化的妥协性少于康梁;他要求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教育之所长，抛弃其中的糟粕，表现了他的历史进步性。蔡元培指出的这些原因是有的，但不是根本的。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蔡元培还不可能认识到中国历来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社会制度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 　　蔡元培学习西方教育，不但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解释了教育的本质和作用，而且完全抛弃了地主阶级的汉代神学、宋明理学，把他的教育主张建立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主要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哲学的基础之上。 　　蔡元培主要是根据康德把本体和现象割裂并对立起来的唯心主义观点，来论证他对教育的本质和作用的认识的。他主观地硬把一个统一的世界分割成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或实体世界）两个部分。所谓现象世界就是现实世界。在这一世界中有人我之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