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科学信用机制树立公共政府形象(ppt 52页).ppt

市场竞争让人与人疏离 除了官民之间的信任，其实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目前也普遍缺乏信任，比如为争房产，亲人之间也能反目成仇；去医院看病，患者不相信医生等。 公民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我们面临的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问题：市场竞争的焦虑。市场竞争引起的焦虑弥漫在这个社会。以前阶级斗争时，通过政治运动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改革开放后不搞政治运动了，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了，个人要有上升的通道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于是，每个人都想争到自己的利益，很短视，别人获得的自己没获得，就会有焦虑感和失落感，容易在眼前利益争夺下，互相不信任。 由此出发，又产生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也就是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对立情绪，进一步产生仇官、仇富情绪。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加以疏导，要建立文明的精神，道德规范，要从物质主义、享受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中解脱出来，更多关注人文精神，要有精神的追求，精神的关怀，把公民的精神层面提得更高一些。 人际关系在社会转型期间，总会有一个调节的过程。所以这里面需要有一个社会基层的自治，社会的问题交给社会自己治理。公民之间要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监督，要形成公民社会的规则。 信任与信用的关系 信任以信用为基础和前提 人类经常面临困境。面对困境，有三种态度能够支撑人们战胜困难：第一是希望——对事物会变好抱有期待，有希望就不会轻易放弃；第二是信心——对某种结果会出现或不出现保有信念，有信心就不会轻易动摇；第三是信任——对他人的言说、承诺和行为预期持相信的态度，有信任就不会轻易怀疑。在三种态度中，希望和信心是属于单个个体的，是个人所能形成和保有的，而信任则是人与人互动的结果，是一方给以另一方的信赖。基于这样的信赖，一方才会对另一方采取合作态度，甚至在不确定另一方行动的条件下采取一种相信其未来行动的“赌博” 式的行为。 彼得·什托姆普卡在《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一书中曾经指出，信任是“在不知道或不确定或不可知他人行动的条件下‘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3页）。 政府公信力的流失与再造 政府需要公民对它的信任，但许多事实表明，这样的信任不仅在中国，而且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都在衰减。“任何一条信息在未经官方否认之前都不能轻易相信”，这虽然是中国网上的一句搞笑语言，但结合一些典型案例来看，它说明政府公信力遇到了麻烦，政府信任危机应当引起警觉。 现代社会管理取决于社会成员、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普遍合作。早年有欧洲人士留过话：“由于互不信任，人人慎之又慎。这使参加信贷谈判的人，像大多数热那亚商人一样，谈不出结果来”。由于缺乏信任，合作便难以达成，即便真能达成合作，也要付出高昂代价。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近年来发生了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包括陕西华南虎事件、贵州瓮安事件、山西血窑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湖北邓玉娇事件、辽宁西丰事件、工信部“绿坝”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河南郑州逯军事件、陕西渭南谢朝平事件等，这些事件对于政府公信力具有极大的杀伤性。这些事件不能得到及时而令人满意的处置，会让公众对政府的公正性和真实能力产生严重的怀疑。 参见阿兰·佩雷菲特：《信任社会》，邱海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扉页。 政府公信力缺失及再造 1.政府自身因素是公信力缺失的主要根源。第一，政策失衡导致公信力缺失。第二，调控能力有限导致公信力缺失。第三，腐败现象导致公信力缺失。 2.社会时代因素是加剧公信力缺失的根源。一是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分配问题降低了政府公信力。二是贫富差距拉大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三是公民素质不高降低了政府公信力。 3.历史人文因素也是影响公信力缺失的又一根源。第一，人治社会思想根深蒂固。第二，万能政府理念根深蒂固。 政府公信力的三个层面 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曾经将政治系统解析为政治团体、政治制度和政府当局三个部分，依据他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将政府公信力划分为三个层面，即，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政府官员的信任。这样的划分为我们检讨政府公信力的流失提供了方向。政府公信力的衰退意味着政府信用资源的流失，要检讨流失的原因，需要从多个方面考量，包括：意识形态是否具有足够的感召力，政治合法性是否具有牢固的基础，政府制度及公共政策是否足够公平合理，政府领导力和执行力是否足够强大，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正面形象是否足够鲜明。 政府公信力建设 政府公信力的再造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也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 首先，既然信任以信用为前提和基础，那么，信任的流失也一定与信用的“匮乏”有关。因此，保证政府过程和结果的“公共性”，认真贯彻“依法施政”的原则，切实落实政府各项承诺，建设“信用政府”的任务就显得非常重要。 第二，既然信任的程度是由双方的纯度来决定的，那么，政府公信力的降低也一定与政府的“纯度”不够有关。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