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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基本概念系列—— 曾国藩 形而上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文明之一，人学是研究人类文明、思想、道德、社会规范形成 等领域的学科。 本文提供对人学基本概念 “曾国藩”的解读，以供大家了解。 曾国藩 【生卒】：1811—1872【介绍】： 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思想家。 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 湖南湘长人。 5岁开始读五经，学习时文括帖。 1834年中举人，1838年中进士，致翰林院庶吉士。 1843年迁升翰林院侍讲官，并出任四川省正考官和文渊阁校理。 1849年后，先后作过礼部、工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是一名受清王朝重用的汉族高级官吏。 咸丰、同治年间，奉清廷之命，组织地主武装“团练”，残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1862年任两江总督并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 后又奉命“剿捻”，出任直隶总督。 曾国藩在哲学上主要继承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的观点，用这种观点来分析和研究人学，提出“穷通由 天作主”，强调“天命”的至高无上；主张区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说明人性本善；要求“力去人欲，以存天理”，为镇压农民起义制造理论根据，等等，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政治上的反动性与思想文化上的腐朽没落性。 他的论着编有《曾文正公全集》。 (1)穷通由天作主 曾国藩继承了古代传统的天命观，把自然之天说成是能主宰人世间一切的至高无上的人格神。 因此在天人关系上，提出“穷通由天作主”、“富贵功名，悉有命定”、“天命诚足畏”、“人之生死，有命存焉”等一系列天命论的命题和观点。 他在湘军中极力灌输这种天命思想，以驱使广大士兵心甘情愿地去为他卖命。 同时，他还把外国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说成是“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用天命论为中国封建势力对外屈膝投降作辩护。 (2)人性本善 曾国藩继承程朱理学将人性区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性以成形”，所以“人性本善”。 但是由于各人所禀赋之气的清浊、厚薄不一，后天又时时为“物欲所蔽”，结果先天善良的本性就不断丧失。 所以，人们必须自觉修养，以恢复先天的善性，即“复性”。 他说：“人性本善，自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日失，故须学焉而后复之，失之甚者，须勉强而后复之”。 他高度赞扬程朱的学说，而把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说成是“戕贼仁义”。 曾国藩的“性善论”基本上是承袭了古人之成说，在理论上没有发展，反映了古代思想延续到近代以后，逐渐失去了它的意义，而近代地主阶级思想家再无力创新，只能守旧而已。 (3)常人之性在于磨炼 曾国藩根据人的禀气不同，而把人分为三类，即上智、下愚、中材。 “圣人者既得其全，而气质又最清且厚，而其习又毫无发累，于是曲践乎仁义者，夫是之谓‘尽性’也”。 曾氏认为，圣人之性虽为上智，但在人群中必竟是少数，而大多数却是一般的“常人”。 常人之性往往受“气质拘之，习染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则贼义，贼者日盛，本性日微”。 他非常强调对“中材”的教育，“中材者，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 因此他认为，“人之生，气质不甚相远也”，而现实的人具有如此大的差别，这都是由于后天的影响，即“习而之善”或“习而之不善”。 为了避免人的“不善”，必须加强修养，即“磨炼”、“勉强”。 他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 《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 董子曰：‘勉强学问，则闻见博；勉强行道，则德日起’。 《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强工夫也”。 又说：“古来圣贤豪杰，何人不从磨炼出来?磨折愈甚，学养愈进。 但求志弥刚、气弥静，磨不倒者，即是高人一等耳。” (4)力去人欲以存天理 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是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战争轰轰烈烈影响全国的时代。 在他看来，导致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是“人欲”横行，人心陷溺，道德沦丧。 所以，他继承和发扬朱熹关于理、欲的观点，主张“力去人欲、以存天理”。 他所谓天理，是“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 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 在曾国藩看来，这些封建的纲常名教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神圣准则。 所谓“人欲”，指一切与封建常纲相违背的言行。 他特别指出，敢于反抗封建压迫剥削的起义农民是“人欲横流”的“刁民”，而“刁民不必爱”。 进而把他自己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行为解释为“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压乱之天心”，是“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原则在实践中的贯彻。 可见，曾国藩的天理人欲之辩，比宋明理学更具有政治压迫性，它成为近代地主阶级维持其政权的理论工具。 (5)以礼自治，以礼治人 曾国藩认为，要想整顿当时混乱的社会，就要正人心。 要正人心，首先必须整顿封建统治者自身的道德，因此他提出“以礼自治，以礼治人”，即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