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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罪刑法定原则下监理人员所负刑责的思考 摘要：监理人员因施工现场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被判追究刑事责的越来越多，但罪名却比较混乱，同样的犯罪事实涉及多个罪名，有重大责任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等。不论什么罪名在罪刑法定原则下，还是有一些地方值得商榷的。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但最根本的一条是法制理念没有深入人心。虽然我们的立法规定了，但执法和司法还没有跟上。 罪刑法定原则在西方出现较早， 1810 年《法国刑法典》第 4 条首次以刑事立法 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而我国则是在 1997 年刑法中才作出明确规定， 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的进步，对人权保护的加强，但另一面也让我们看到这一刑法理念在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 目前，监理人员因施工现场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被判负刑责的越来越多，但我们从相关的报道来看，对监理人员的判刑却比较混乱，同样的犯罪事实却涉及多个罪名，比如有按重大责任事故罪判的，也有按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判的，还有按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判的。不论什么罪名，在上述罪刑法定原则下，还是有一些地方值得商榷。 首先，监理人员被判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相对较多， 如襄阳市南漳县 “11·20”较大 建筑施工坍塌事故中的监理人员，还有北京西单北大街西西工地模板支撑体系坍 塌事故中的监理人员等。 但我们认为监理人员不具备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构成要件， 按照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是： “在生产、 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的行为 ”。因此，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仅限于生产作业企业里面的职工，从犯 罪的主观方面来看，由于生产作业人员明知相关安全管理的规定，而故意违反这些规定进行生产和作业，从而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这类生产作业人员对违反安全生产相关管理规定是故意行为，即明知有相关安全管理规定而故意违反并积极作为，而对重大伤亡事故的危害结果却是因为主观轻信能够避免而表现为过失。从犯罪的客观方面来看，在生产作业过程中，有危害行为，即未按 有关规范进行操作，明知不可为而积极为之，其危害后果与其作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而监理人员属于中介服务机构的人员，是代表建设单位对项目质量进度投资进行控制，对安全生产进行管理的第三方人员，而不是生产企业的生产作业人员，监理人员主观上没有违反相关安全管理规定的故意性，而且客观上也没有违反相关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而是对生产作业人员的违规行为表现为不作为，即没有对违反相关安全管理规定的生产作业人员进行有效的制止，与重大责任事故罪在客观表现方面为积极作为恰好相反。当然，也有人认为，只要监理单位给予有效制止，事故就可以避免。但这只是一种假想和推论，监理单位的制止只是有可能不发生事故，但也有可能还是发生事故，其中最关键的因素还是生产作业人员，因为生产作业人员的违规行为是主观故意行为，对于生产作业人员的主观控制，监理是不可能作得到的，比如对一个有自杀倾向的人，你可能一时会发现并挽救了他，但不可能保证他以后不再自杀。所以从刑法的角度来看，监理人员的不作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况且，不作为犯罪是需要刑法明确规定的，但刑法却没有规定监理不作为犯罪的情形。如果在分析事故原因时，对监理单位的不作为可以认定为其中原因之一，并以此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因此而被判犯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话，就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了。 其次，在监理人员涉刑的案例中，还有被判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 ，如南京某学 院现代教育中心楼板坍塌事故中的监理人员。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犯罪主体非常明确，分别是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客观方面表现为降 低工程质量因而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这里的质量应当是工程的实体质量，既包括已经建成的工程，也包括正在建设的工程，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明知有相关规范要求或设计文件而不执行，从而降低工程质量，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一九九七年刑法修订前，建筑工程质量普遍低下，而且先后在辽宁、大连、四川德阳、湖北武汉、广东东莞和广州、深圳等地发生楼房坍塌、阳台落地、横梁断 裂等一连串重大建筑工程恶性事故，最典型如 1997 年 3 月 25 日福建省莆田 市江口镇发生一栋集体宿舍楼坍塌事故，共有 31 名女工无辜死亡，当时曾轰动 全国。正是这种 “豆腐渣 ”工程大量出现在建筑市场的特殊背景下，才有了《刑法》 的这个罪名。 1999 年綦江彩虹桥垮塌案对设计、施工（当时好象还没有聘请监 理）单位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