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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商誉权的法律定位探析-民法论文-法律论文-法学论文 ——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 民法毕业论文第三篇：民法典中商誉权的法律定位探析 　　摘要：商誉权规范具有相当的时代价值与实践需求。商誉权的独特性表现在主体和客体的特殊性,商誉权的客体是商誉利益,包含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二者不是简单的正相关。立法机关应当准许商誉权发生限制性让与,意思自治原则要求商誉权的限制性让与具备足够的开放性。民商合一下的民法总则能够明确商誉权主体范围,涵括商事主体,实现民法典对商誉权主体的周延调整;人格权编应规定商誉权的权利内容,商誉权排他性权能以商誉维护权为典型,商誉权利用性权能主要包括商誉保有权、商誉调整权、商誉转让权、商誉继承权;商誉侵权通常应采过错责任原则,损害赔偿的统一救济规则应根据主体和客体的特殊属性,参考我国司法实务与国外判例的经验总结。 　　关键词：商誉权; 民法典; 民法总则; 人格权编; 侵权责任编; 　　Research on Goodwill Right and Its Position of Civil Code 　　XIAO Chu-gang 　　谭秦东损害鸿茅药酒商品声誉案揭示商誉权的缺位容易鼓励当事人通过刑事渠道解决纠纷,间接引发公权力扩张。360扣扣保镖软件商业诋毁纠纷案、陈永洲诋毁中联重科损害商业信誉案、加多宝与广药包装装潢纠纷案,等等,显示商誉纠纷中冲突各方的利益没有得到平衡的关键性。理论虽然承认商誉权的研究价值,学者也意识到人格权单独成编是为人格权发展留足空间[1],但《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二次审议稿)》仍然遗漏商誉权,体现出一定的理论不足。由于公权力边界的清晰程度取决于私权体系的完备性与具体权利的明确性,对于商誉权理论的检讨因而也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在商誉权的特殊属性、时代价值、立法规则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商誉权的特殊属性 　　商誉权的特殊属性是立法政策考量的前提,也影响商誉权的体系定位及制度建构。一般认为,商誉主要是对企业法人经营活动方面的社会评价,法人商誉权与法人名誉权之间是种属关系不是等同关系[2],我国民商合一立法模式下的民法人格权足以涵盖商誉权[3]。由此可见,商誉权相比法人或自然人名誉权确实具有明显的财产性,但商誉权同时还有两大更为特殊的属性,一是主体和客体特殊,二是可以限制性让与。 　　(一)商誉权的特殊权利属性 　　商誉权的独特性表现为主体和客体的特殊性。商誉权的主体有别于通常的民事主体或商事主体。2017年《民法总则》通过后,商誉权主体应包括营利法人、非法人组织、有经营活动的非营利法人(例如有线电视台、无线广播台、网络电视台)、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从事某项特定职业或实施经营性活动的自然人等。与此同时,商誉权的客体不是商誉而是商誉利益,商誉利益包含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其中人格利益主要体现为商誉权的排他性,营利法人、非法人组织、有经营活动的非营利法人等排他性的人格利益始于设立登记,从事某项特定职业或实施经营性活动的自然人排他性的人格利益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商誉财产利益是商誉权主体基于社会的总体评价而享有的支配性财产利益,但容易遭受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侵害。不稳定性是商誉财产利益的特征之一,社会总体评价极易受到许多干扰因素的影响而大幅变化,货币价值形式的商誉财产利益因而可以出现较大波动。例如,上市公司总市值的很大比例都属于商誉财产利益[4],2017年辉山乳业股价暴跌也说明股票价值受该上市公司未来现金流折现值的影响,反映社会投资者的期望或评价,体现商誉财产利益主要由社会对其的总体评价决定。 　　商誉人格利益与商誉财产利益互相交连,不是简单的正相关。不同于商誉权复合权利的定义和理解,商誉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虽然也存在一定互动,但并不是仅仅以人格性为基础的同时包含财产性,而是可以彼此区分。商誉人格利益和商誉财产利益的增减往往彼此 、互不影响,商誉人格利益的增减不会导致商誉财产利益的增减,商誉财产利益的增减也不会使得商誉人格利益增减。例如,王老吉公司向灾区捐款一个亿的新闻仅是对企业道德的评价1,只会增加企业人格利益,而不会增加财产利益;但宣传王老吉凉茶具有极佳降火功效时,就会增加企业财产利益,而不会增加人格利益。又如,富士康工厂被指黑砖窑的报道若违背或夸大事实仅会导致企业人格利益降低,财产利益不会由此减少。因为富士康公司基本不会出于此类道德性报道失去贸易机会。但是,对于产品质量或服务水平的评价则会直接影响财产利益,若其被指产品材质健康超标,很有可能丧失大量合作机会,公司股票也很可能由此大跌,直接损害公司及股东的财产利益。 　　商誉权的特殊性决定了商誉权保护模式的特殊性。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