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主权宣示行为的国际法意义及我国对策-国际法论文-法学论文.docxVIP

领土主权宣示行为的国际法意义及我国对策-国际法论文-法学论文 ——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 　　领土主权宣示就是运用国家力量，基于国际法规则和国内立法、国际间的 和一切可以证明主权象征的历史来表明主权的归属性的各种国家行为，其指向的范围涵盖空间、海域和陆地。 　　在 或者国际仲裁机构处理国际领土争端的判例中，疏于主权宣示的国家遭遇的失利的例子屡见不鲜，如 1928 年美国与荷兰之间的帕尔马斯仲裁案、1953 年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敏基埃与埃克里荷斯岛案、1933 年丹麦与挪威之间的东格陵兰案、2002 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利吉丹岛和西巴坦岛案、2008 年马来西亚于新加坡之间的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案等。这些案例的经验和教训都为主权宣示在领土争端解决中的重要性做出了清楚的注解。 　　在存在领土争端的情况下，国家采取的主权宣示行为由于关系重大而具有高度敏感性，因而往往受到争端当事国乃至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如阿根廷与英国的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主权归属之争已长达百年，两国间的对抗性主权宣示也历时百年，经久不息。 　　就我国而言，近年来，周边各国为达到争夺有关领土的目的，竞相采取了各种形式的主权宣示行动，其谋夺我国领土的意图显而易见。因此，对于主权宣示行为在实践中的主要表现形式，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中如何认定各种主权宣示行为在国际法上的意义，以及我国如何应对周边国家带有主权宣示色彩的举措，都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一、领土主权宣示行为的实施主体和实施目的 　　领土主权宣示行为有其特定的实施主体，特定而明确的实施目的。 　　首先，就实施主体而言，实施主权宣示行为的主体一般是国家，由特定国家的有权机关（如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或军事机关等）代表国家实施，个人或团体的宣示行为一般须得到国家的追认，才产生相应效力。 　　其次，就实施目的而言，在存在对抗性主权主张的情况下，一国所实施的主权宣誓行为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向国际社会证明本国对涉争议的领土享有领土主权，努力抵消或降低争端对方国家所实施的宣示行为的效力或影响，并以此为依据力求在国际谈判、国际舆论乃至于在国际司法解决程序中占据有利地位。如果双方通过国际诉讼或国际仲裁解决领土争端， 或仲裁庭一般都会要求争端当事国提供能够证明实施过有效的主权宣示行为的客观证据，对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比较，并得出何者的控制更为充分或有效的结论。 　　例如，在 1953 年的敏基埃岛和埃克里荷斯岛案中， 就曾明确指出，法院的部分任务在于对声称对埃里克荷斯享有主权的相反主张进行评估。 　　有学者指出， 这种对主权宣示行为的重视程度以及对不同形式的主权宣示行为的效果的比较，对国家行为客观上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就在 在 2002 年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利吉丹岛和西巴坦岛案中判决马来西亚胜诉后，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向一些无人居住的小岛进行移民。日本政府则将与中国有争议的钓鱼岛原先私人的出租权收归政府所有，企图达到对其的实际控制。 　　二、领土主权宣示的主要表现形式 　　对于特定领土的主权宣示意图，需要通过具体的行为表现出来。具体言之，实践中存在形式多样的主权宣示方式，通常主要表现为立法性宣示、实施行政管理和司法管辖性的宣示、文化形式的宣示等。 　　（一）立法性宣示 　　立法性宣示是指国家行使领土主权的意图通过立法的形式体现出来，通常表现为国家通过制定将特定领土纳入本国版图的立法，或者制定在特定领土上实施行政或司法管辖的立法行动。 　　从有关实践来看，就立法性宣示而言，对于国家所制定的涉及特定领土立法的效力等级，以及立法主体是该国最高立法机构还是地方立法机构等问题，并无特别要求或限制。但另一方面，主权宣示性质的立法须满足明确性、针对性方面的条件，即该立法须明确针对争议所涉的特定领土，而非模糊的泛泛规定。 　　在 2008 年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案中，马来西亚主张，自己在 1969 年的立法中将领海宽度从原来的 3 海里调整为 12 海里，相应地，白礁岛也因此被包括在扩展后的领水范围之内。 指出，马来西亚所依据的该项立法未曾说明其具体适用的地区范围，属于一般性规定，因而不能作为马来西亚对白礁岛实施主权行为的证据。 　　再如在 2012 年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的领土和海洋争端案中，针对尼加拉瓜对哥伦比亚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并没有明确提到争议所涉岛屿，仅具有一般特性而缺乏针对性的主张， 指出，从有关证据来看，哥伦比亚对于争议所涉的海洋区域及其周围的海域都实施了主权行为，例如哥伦比亚国会于 1871 年 4 月通过的法令就明确规定，哥伦比亚的行政当局有权出租本案争议所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