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乡村建设学派.pptVIP

第四章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乡村建设学派 第一节乡村建设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 经济背景：农村经济不良状态 政治背景：鸦片战争之后的历次救亡运动：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国民党政府的建立和共产党苏区的革命实践 在农村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以及两条道路争论的背景下，国民党统治区内不少不满于现状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不赞成中国农村实行资本主义改造，认为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一方面又不赞成或不敢主张采取共产党人激烈的革命方式，消灭农村封建土地占有关系。他们希望通过改良，找到某种折中方式或第三条道路，以挽救农村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并以此为基础，挽救整个社会的危机，建立民主政治。通过国民新政治习惯的培养，让国民自主的掌握社会发展的方向 梁漱溟：“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从基础做起，就是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村一乡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 第二节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探索 一、梁漱溟的“中国文化失调与重建” 梁漱溟生平（1893－1988），广西桂林人，1893年出生于北京。主要著作有《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1年）、《乡村建设理论》（1936年） 梁漱溟倡导与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他所提出的“中国文化与重建理论”。 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他通过比较研究，认为现在东西方文化不是在同一个发展层次上，而是体现了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路向。 第一条路向，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发展为其根本精神。 第二条路向，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 第三条路向，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梁漱溟由文化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到对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探讨： 一个社会的文化，要以其社会组织构造为骨干，而法制、礼俗最为重要 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与西洋中古及近代社会皆有不同之处。西洋近代社会是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而传统的中国社会则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 然而，自西洋文化进入以后，中国的这种“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传统社会组织结构被破坏了，但是也没有进入西方的“个人本位”与“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是陷入一种“旧辙已破，新轨未立”的境地，就是一种文化的失调，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状态，社会问题重生。 这种文化的失调突出的表现于西洋“都市文明”对中国传统“乡村文明”的破坏上。 如何构建新的社会组织： “中国如果有一个团体组织的出现，那就是一个中西具体事实的融合，可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这个团体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而以人生向上为前进的目标（这两项很重要，西洋人亦将转变到这里来）。整个组织即是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所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 鉴于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的组织结构在城市已被摧毁，构建新的社会组织必须从乡村入手。由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的特点及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必须吸收西洋物质文化的长处，但中国应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即是从农村引发工业，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若能走这条路，则乡村必然得救，中国必然得救。 梁漱溟认为以上构想实现所依靠的力量，在于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的合作。 “要研究的是他们以如何方式构合成一力量。那自然就是我们乡村运动这一条道了。” 二、晏阳初等人的“愚贫弱私论” 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人，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1923年与陶行知、朱其慧、蔡元培等人在京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任总干事。1926年开始在河北定县主持乡村改造实验工作，并因此而名闻遐迩。著有《平民教育概论》（1928）、《农村运动的使命》（1935年）、《十年来的中国》（1937年） 晏阳初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理论依据，是他及平教会提出的“愚贫弱私论”。 针对以上四大病症，晏阳初及平教会提出实施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主要措施包括推广平民文学、平民艺术、农村戏剧三项，解决农民“愚”的问题；以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包括农民生计训练，向他们传授各种农业技术，推广合作组织，改良动植物品种，提倡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等，解决农民“穷”的问题；以卫生教育培植强健力，通过设立县级系统的卫生保健制度，普及卫生知识，养成卫生习惯，开展传染病防治等，解决农民“弱”的问题；以公民教育培植团结力，通过合作精神的教育和公民知识的传授，解决农民“私”的问题。 “愚”的问题是最基本的，因此，晏阳初等人特别强调“除文盲”的意义，提出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等三大教育方式，以适应“四大教育”的需要，其中“学校式教育”是主体，通过普遍设立平民学校来实行。 在晏阳初等人看来，近代以来所发生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