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传教士与辞书编纂.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明清传教士与辞书编纂 摘要 明清时传教士从欧洲来华传教，不受中土辞书编纂传统理念的约束，编纂了数量可观的综合性双语或多语字典以及词典。这些辞书可以说是不同语言和文化接触与融合的产物，促进了中西辞书编纂的交融。 关键词 传教士 汉外词典 外汉词典 辞书编纂 明清时不少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从欧洲来华传教，逐渐掀起了西学东渐的热潮，不仅传播了西方的宗教文化，而且促进了中西辞书编纂的交融。如明代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发明了基于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拼写体系的汉语拉丁语注音方法和标注汉字音调系统，开汉语拼音注音的先河，现代汉语语文辞书采用的音调标注即源自利玛窦的这一发明。 来华传教士为了交际和传教不得不学习汉语，也激发了对汉外词典的需求，汉外词典适应中外交流的需要而产生，建构了中西方交流的双向知识桥梁，说不同语言的人们可以通过辞书这样的工具书形式互相学习与了解。这类辞书中有一些相当于学汉语用的字表，卫三畏在1934年刊行的《中国丛报》上曾提到广东佛山刊刻有《红毛买卖通用鬼话》，用汉语标示英语的读音和注释词义。此书今不存，大英图书馆藏有成德堂《红毛通用番话》与此书相似。全书分生意数目、人物俗语、言语通用和食物杂用门四类，每个门类收释93个词或词组，共372个词，以汉字标注对应英语词的读音来应付日常交往的基本需要。（周振鹤 2020： 202）传教士入华之初需要的是从母语到目的语的外汉词典，而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要想切实解决异国语言问题，汉外词典更能满足他们求解意义的需求。为了适应交际的需要，汉外词典的功能也渐从提供对应词求解为主，扩展到兼具汉语学习与教育的功能。汉外词典中对字形、字音、字义的全面记载是入华传教士赖以学习汉语的重要资料。这类辞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多以表达为主，既有字、词，也有短语形式的对应，还在设计中兼顾了使用者学习的需求。如耶稣会编的汉葡词典，通过学习一个核心词（常常充任词目或者在词目中出现，如“水、水手、雨水、水银”，“猜、猜疑、猜拳”等），很快就可以掌握与其相关的搭配词和用句的意义，对于扩展词汇量和记忆词汇有促进作用。 明清来华传教士编纂了数量可观的综合性双语或多语字典以及词典。1575年（明万历三年）西班牙奥古斯汀会修士马丁·德·拉达在菲律宾编成西班牙语与闽南话对照的《华语韵编》，[1]1583年至1586年间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了《葡汉辞典》[2]。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为帮助西方传教士快速掌握汉语，在中国学者王征、吕维棋、韩云等帮助下，编有采用罗马字母系统标注汉字读音的中文字典《西儒耳目资》，将50个元音与20个辅音互相结合，配上清、浊、上、去、入五个声调记号，拼切出汉字的读音。全书按形、声、义为序编排，共分为三篇。第一篇是“译引首谱”，说明文字学和译者大意；第二篇是“列音韵谱”，依字的音韵排列汉字；第三篇是“列边正谱”，按笔画顺序排列汉字，并用罗马字母注音。（彭敬，张相明2020）此后，法国来华传教士白晋编有《汉法字典》，汤执中编有《法汉字典》，孙璋编有《华拉文对照字典》和《华法满蒙对照字典》，钱明德编有《汉满藏蒙法字汇》；荷兰新教徒赫尔尼俄斯编有《荷拉汉词典》；西班牙耶稣会士齐瑞诺编有《汉语西班牙语词典》。（董海樱 2020： 247—250）据杨福绵对耶稣会档案馆所藏传教士手稿的研究，《葡汉词典》编纂目的是为了学习明代官话口语。收6000多个葡语词，既有单词也有短语，按字母排序，词目后有罗马注音和对应的汉语词条，包括单词、词组和主要选自口语的短句。[3]“每个葡语词条可以有一个以上的汉语对应词条，其中的一个是口语词汇，接下来是一或几个口语、文言文的同义词。”[4]汉语对应词条有7000多个，其中短语3000多条，复音词近3000条，单音词近千条。如“烂赌钱的人、赌博之今”“说谎、讲大话”“矮东西、贱”“不得闲、有事干、不暇”“没度、律、纪纲”“会做生理、善于贸易、会做买卖”“勇得紧、大胆”等，从中可见当时白话口语与文言的兴替。又如“笔直、空虚、顺从、慈悲、新鲜、烦恼、诚恳、惭愧、紧急、整齐、忧愁、聪慧、艰辛、懒惰、骄傲、惊惶、善良、危险、太平、自在、容易、饶舌、顽皮、知心、得意、慌忙、笑话”等复合词沿用至今，可见明代白话与现代汉语的传承。（徐时仪 2020）从1575年至1800年，入华传教士编有60多种类似外汉和汉外字典的词汇集，大多为未付梓的手稿，今尚存有50多种抄本。[5] 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编写的汉外手稿词典的巅峰之作当属方济各会传教士叶尊孝（又名叶宗贤，Basilio Brollo 1648—1704）的《汉拉词典》，又名《字汇腊丁略解》（Dictionnaire Chinois，Frana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