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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弟子整体性缺乏思想原创性原因探悉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是我国春秋时期最富有思想原创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开办私学,广招门徒,一生“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是对我国后世影响最大的教育家,被誉为万世师表。
孔子本人在思想方面做出了较大的原创性贡献,在教学方法上也有很多创新,但他的弟子们却整体性地表现出思想原创能力的匮乏。孔子施教的成就应当重新评价。
孔子评价自己的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子弟子的原创性成就与苏格拉底的弟子相比有较大差距。这一事实说明,孔子的施教过程中存在着制约、扼杀弟子创造力的因素。
一、孔子施教的内在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弟子对儒家思想的反思意识。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学而优则仕”,“优”的标准是不仅要掌握出仕的基本技能(六艺),还必须具备很高的德行。孔子教授弟子修身的方法是弟子要求在内心形成道德自觉,一个人只有内心有了道德自觉时,才能具备道德修养上的真正的和持续的动力,这应该是孔子自身道德实践的经验和体会。这是孔子施教的内在目标。
具体表现为通过言传和身教,要求弟子们理解、接受和认可自己宣扬的各种道德观念,时时践行这些观念,并最终把它们转化为个人内在的信念(从这个方面看,孔子之施教不是与弟子们一起进行的学术研究活动,而是师生共同修身、相互促进的道德实践活动)。
信念是指被人们视为具有毋庸置疑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能够为人们提供根本立场、基本方法和基本价值取向的观念。对于弟子们来说,要把先生教导的道德观点转化为内在的信念,首先必须要确立对这些道德观点的“信而不疑”的态度,因为假如一个人对某一观点持质疑态度时,他是不可能将其确立为信念的。其次是必须在“信”的基础上通过修身的方式来践行这些观点,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遵循这些道德观点的要求,并在这些观念的支配下去处理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各种事务(这种方式也是儒家治学修身的根本方式)。只有当对这些观点的认可、尊崇是从弟子们的内心发出时,他们才会致力于去接受和领会孔子的观点,积极主动地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地践行这些观点。但这样做会导致弟子们丧失反思自己所学东西的合理性与正确性的意识。弟子们对自己所学的东西坚信不疑,就只能顺着孔子的思路前进,对儒家基本观念的自我反思意识被扼杀了。
二、孔子的治学态度扼杀了弟子的怀疑精神。
孔子的治学态度应从两个方面看:一是对“已治之学”的态度,二是对“未治之学”的态度。
所谓“未治之学”,是指孔子认为他本人尚未把握、理解或尚未完全把握、理解的有关“道”的东西,“未治之学”并不存在,只是体现了孔子对“道”的不懈追求。孔子最为后人盛赞的“好学”与“不耻下问”,针对的就是“未治之学”。孔子对于“未治之学”的表现出来的谦虚好学的态度与他对“已治之学”表现出来的自信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所谓“已治之学”,是指孔子自认为已经把握的学问,也就是他教授给弟子的那些东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仁”和“礼”的思想。孔子在回答弟子们的相关问题时,口气大都是肯定的,而不是商讨性的。“宰予问三年之丧”是先秦儒家典籍中记载的唯一的一次弟子质疑孔子观点的事例,然而其结果却是以双方简单地交流和孔子说宰予不仁收场,足以说明孔子对其“已治之学”的坚信不疑和反对弟子质疑自己的观点的态度,这种态度都阻塞了弟子们的怀疑精神。当弟子们对自己所学的东西表现出坚信不疑的态度时,他们在思想上原创能力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束缚。
三、孔子的探究问题的方法不利于培养弟子的创新能力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回答弟子问题的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以弟子问“仁”为例,今人常将这些记载视为孔子因材施教的典范,而其中的弊端却很少有人注意: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而由已,而由仁乎哉!”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切乎?”
樊迟问仁,孔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
子张问仁,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这些对话的特点有三个:一是弟子问,老师答,期间没有不同观点的交锋,更像是老师在指点、点拨学生,而不是和学生一起讨论问题。其次,孔子的回答始终都是在描述“仁”在不同场合下的特征或标志,而不是“仁”的普遍定义。一般来说,人们在探讨一个问题时如果不对其中的核心范畴的定义进行深入的研究,即不去把握该范畴的本质,势必会影响对这类问题的理解。忽视逻辑的思维是没有深度的,孔子探讨问题的方式显然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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